程帅帅的代购同样是“收费项目”，也是在2014年，一位感染者需要一种进口药物，相比在国内购买的价格，如果在印度购买，能便宜1000元左右。程帅帅托朋友从印度寄回了这种药物，“当时也有自己可以赚一点的想法。”

　　程帅帅又和一位感染者朋友前往泰国考察，一瓶国内当时无法买到的药物，在当地只要1000多元就能买到一年的用量。自此，他正式开始做起了自己的代购生涯。

　　“每瓶药我都是加价一两百元。”程帅帅相信，这样的价码可以让感染者接受，相比在国内购买进口药的价格，这也便宜了不少。

　　每次出国，程帅帅通常要带上三四名感染者，并负担他们的路费。为了保证代购的数量，能与程帅帅同行的感染者通常自己并没有进口药物的需求。他们多来自程帅帅的故乡河南农村，抱着“出国转转”的想法取道机票更便宜的武汉，飞往泰国与程帅帅会和。

　　抵达泰国后，感染者在当地医院挂号开具处方，每个人可以带回半年到一年的药量，再由程帅帅分寄给国内有需要的感染者。

　　“他怎么保证自己供药的持续性？”陈锋自己有获取进口药物的稳定取道，他担心于众多感染者将自己的用药寄托在程帅帅一个人的身上。艾滋病抗病毒药物必须持续服用，一旦出现波折，更换药品种类，对感染者的身体将是严峻的考验。

　　程帅帅没有否认代购的风险，他的解决之道更像是一种叮嘱。他说会告知感染者供药中断可能性的存在，希望他们做好心理和经济上的双重准备。“也可以多代购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这种对于感染者用药建议的言词也成为了被指责的对象，因为用药组合该由医院定期检测病毒载量等一系列程序决定，陈锋觉得，程帅帅一再鼓吹着进口药物的效果，是在为自己的代购生意打着广告。

　　“我确实觉得国内的药品质量不好。”但程帅帅说，他不会对感染者的用药做出具体建议。这样的表述多少与他在社交平台上的言论有些矛盾，在那上面，他曾以进口食材举例，鼓励“有经济条件的，能吃进口药绝不吃国产的”。

　　在每月几十个代购需求里，程帅帅记得最深的是上海的一位医生，医生的弟弟是名感染者，医生感叹没想到艾滋病会离自己这么近，但还是想尽力帮到亲人。这让程帅帅觉得，自己是在做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利益

　　1990年生人，程帅帅年少时恰好经历了故乡河南艾滋病感染最为严重的时期。身边的玩伴，有些父母因卖血感染，而自己在出生时也被殃及。

　　“最开始很害怕。”程帅帅说，直到他去朋友家玩，看到全家唯一没有被感染的那个孩子也健健康康活着，这才打消了心里的恐惧。

　　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在大学时程帅帅开始参与艾滋病公益活动，并在后来创办了“艾滋公寓”。公寓就租用了传染病医院附近的民宅，供前来就诊的感染者和家属居住。在那里，程帅帅又遇到了陪父母来看病的儿时玩伴。

　　程帅帅曾经很骄傲地宣传，“艾滋公寓”是完全免费的，“但我觉得很累。”

　　他认为“艾滋公寓”里的一些感染者并不珍惜居住的环境，因为觉得这来自于别人的无偿捐赠。他也在改变着曾经认为公益应该是高尚、纯粹的想法，“这个门槛太高不利于发展。”

　　“降低门槛”的办法最终演化为“药品转让平台”和海外代购中的费用，但程帅帅仍然坚持着自己行为的公益属性，他将此称为“收费公益”，由慈善对象养活的公益行为。他为自己找到的理论依据，是来自经济学家哈耶克那句著名的“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但在牵扯到钱财之后，在一些感染者心里，程帅帅的形象发生了改变。感染者廖凯（化名）曾到过“艾滋公寓”几次，为这个90后小伙子的所作所为感动，直到他发现，程帅帅可能在利用公寓积攒下的感染者人脉收购着国家的免费药物。在廖凯的村子，一些感染者在定期检查中病毒载量不理想，显示并未规律用药。在包装上被写上编号或是回收空药瓶，这样的预防药品流失的举措也被一些感染者拒绝。

　　廖凯将种种迹象与程帅帅的“药品转让平台”联系在一起，“他干的事已经变味了。”

　　程帅帅没有否认在“借药”和代购中，得到了一些在艾滋公寓结识的感染者的帮助。“但那时我还没想做药这方面的事呢。”

　　他同样没有否认的，是在这其中所获得的收益。据他所说，“药品转让平台”几年下来留存的押金有10万元左右，这部分一定会用于公益事业，只不过还没开始正式实施。“可能是资助医科生，或是在西昌建个艾滋客栈。”

　　而对于代购费用，他则承认，除去往返路费，剩余的一部分成为了自己的收益。“每个月情况不定，好的时候七八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