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可以冻精，（女性）不能冻卵，这是不是性别歧视？”她反问道。根据《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男性可以出于“生殖保健”目的，或“需保存精子以备将来生育”等情况下要求保存精液。

　　像明星徐静蕾那样，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单身女性选择“海外冻卵”，与李英同龄的吴露西就是其中一例。

　　她斯坦福大学毕业，年收入30多万元，刚刚通过一家海外冻卵初创公司与美国医师进行完第一轮咨询，打算利用圣诞假期赴美进行冻卵操作，“当作送给自己的礼物”。

　　由于有自己的公司，吴露西工作时间不太固定，也常有应酬，尚无暇考虑“稳定”。她说：“恋爱是我的必需品，但婚姻不是。”

　　孩子也一样。她认为，生孩子一定要是因为想生，而不是迫于周围人的压力，不是空虚寂寞，更不是为了绑住男人。

　　五年之内，吴露西都没有生孩子的打算，只怕错过生育时期后会突然改变主意，所以“花钱做个准备”。

　　陈尔东是就是前述海外冻卵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在上海筹备半年，他已经积累了十几位“种子客户”，其中超过一半有海外经历，他的客户群体定位很清晰：30至40岁，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生活方式和思维视野上“都比较有前瞻性”。

　　赴美冻卵的成本约三万美金，服务费在五万人民币左右。陈尔东坦承，公司刚刚起步，用户也还需要培养，但至少在上海这样的城市，还不愁找不到目标客户。“一年做到2000个女性，我觉得还是指日可待的”。

　　“如果你当初不把我生下来，就不会这样。”这是梁曦薇预设儿子会跟她说最狠的话，尽管从未发生。她只是记在手机记事本里，时常翻出来提醒自己。

　　“什么事都跟我儿子商量，唯独把他生下来是没有商量过的。我对他是有这个愧疚感。”她说。

　　四五岁的时候，儿子问她：“我有爸爸吗？”“当然有啊，atv，谁都有爸爸。”“那我爸爸在哪里？”“不知道。……等你长大之后一起去找他好不好啊？”

　　如果儿子成年后想见父亲，梁曦薇愿意给予最大支持。她觉得自己有做单身母亲的权利，儿子也有认亲生父亲的权利。也因此，她并不支持对单身女性放开人工授精技术：“没有家庭本来已经是个缺陷，那他连爸爸是谁都是个问号的情况下，这个缺陷就有点太大了吧。”

　　李英强烈反对“缺陷”这个说法，她认为按这个逻辑，所有采用非生父精子出生的孩子都有“太大缺陷”，与母亲是否单身无关。“为什么健全的家庭就一定要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家庭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

　　“为孩子提供好的成长环境、足够的爱与陪伴。”这是玲姑娘的答案。说这话的时候，随时一脸笑容的她格外严肃。她说，现在有很多“婚姻内的单亲妈妈”，丈夫什么都不管，女性结了婚还是独自抚养孩子。

　　原生家庭和朋友是玲姑娘强大的后盾。“他（爸爸）就说我生了你，只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但你怎么过是你的权利。如果说你过得很开心，我干嘛不支持你呢？”玲姑娘语调轻快地转述，一脸坦然。

　　她的两个男性好友认了九儿当干儿子，给了孩子远比生父更多的情感支持。给九儿在老家办满月酒时，她找了其中一个好友一起回去。这也是为父母考虑，自己在外无所谓，父母还要在村里一直生活，她怕村里人说老人家闲话。

　　闲话，梁曦薇就听得多了。如今儿子已十四五岁，还常有不熟的男人向她明示暗示。“他们会首先判断你是非常随便的，这是对每个未婚妈妈最大的伤害。未婚生子不代表我放荡，我只是早一点当妈妈。”

　　但她又话锋一转：“如果你要做特别的事情，你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她比其他单身女性多十几年的养育经验，也深刻意识到社会在文化环境、教育制度、社区安全等还有很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