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公布了2015年1%人口抽查结果。根据未经修正的抽查数据，2015年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这一生育率水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口学界由此掀起了又一轮关于中国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的争论。第一财经昨日刊发专题《人口圆桌：总和生育率之辩》，受到各界读者的关注和评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者李建新认为，尽管对总和生育率水平和人口统计数据质量的学术争论重要且必要，但就目前而言，低生育率水平已经延续多年，并且日渐严峻，这一事实和趋势已无可辩驳。在这样的背景下，总和生育率高一点低一点并无本质区别，关键是要迅速采取应对行动，迅速放开生育限制，不要因为争论而贻误了战机。

　　第一财经：对于最近关于总和生育率的争论，你怎样看？

　　李建新：2015年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047，已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对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也有学者表示质疑，最高估计到1.5-1.6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水平。

　　其实，关于我国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的争论已经不是今天才提出的问题，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直就存在着的，这当然首先与我们的调查数据质量问题有关。

　　从这次争论中，我们看到，开奖，无论是认为生育水平相对偏低的还是相对偏高的，都对中国人口已进入低生育水平这样一个事实有共识，并认为二孩政策实施不能改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各位学者对于调查数据质量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出了全面的分析，我认为这样的学术争论是重要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在当下中国，生育率水平高低、数据质量好坏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实际生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对二孩政策实施效果评估以及对人口形势的判断，进而直接影响到了我国人口生育政策下一步的决策。

　　所以我主张对争论求同存异，不妨换种角度来考察我国人口的严峻形势。

　　第一财经：如何换种角度？你对中国人口的严峻形势怎么看？

　　李建新：我的意思是不要纠结于总和生育率到底是一点几，而是聚焦在中国人口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2009年，我曾经写了一篇博客文章，《开放生育政策，天塌不下来》，主张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我当时强调，不用担心放开政策后的生育率反弹，虽然我没具体去预测推算，但我强调我是“心中有数（数据）”。

　　我当时的基本依据是这样的，80后们是正在进入婚育期的主体，而这个主体的基本特征，从生物年龄上看他们正陆续进入生殖力旺盛期（20-29岁）；从社会年龄看，他（她）们正进入高等教育、恋爱结婚、就业期；从历史年龄看，他们是改革开放和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一代人，是新思想、新观念下成长的一代人。

　　他（她）们不再遵循传宗接代的价值观，不再持有重男轻女的性别观，加之婚育机会成本和生育养育成本的节节攀升，80后以后的婚育时代与60、70后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的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结果也再次证实了我当初的基本判断。我们不妨借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对比一下60后、70后、80后的婚姻状况，看看他们之间的代际差异。

　　在过去和当下中国社会，人们的生育一般是在婚姻的前提下发生的，所以生育的逻辑是这样的：建立婚姻家庭，才可能生育孩子；生育了一孩才有可能生育二孩；生育了二孩才有可能生育三孩，依此类推。

　　从1990、2000、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婚育年龄推迟的趋势非常明显。

　　大致1961年至1965年出生的60后在1990年普查时是25-29岁，这是一个成熟的婚育年龄，在年龄组中，女性未婚比例仅为4.43%；2000年普查时，70后的女性未婚比例为8.67%；2010年普查时，80后的女性未婚比例急剧跃升到了21.62%。

　　对比中我们看到了代际婚姻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生育模式和生育水平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说，60后一代有100对男女，他们都结婚并且生孩子了，最后的生育比例是，一孩60%，二孩30%，三孩10%，最终这100对60后夫妇平均生育1.6孩；80后一代也是100对男女，但时代变了婚育观念也变了，有20%的男女可能不结婚或结婚后选择做丁克不生孩，剩下的80对男女都结婚并生子，最后的生育比例是一孩40%，二孩40%，三孩20%（考虑到政策放开后二孩、三孩比例上升的因素），最终80对夫妇平均生育回升至1.8个孩子，但对于100对80后来说，则是平均只有1.44个孩子。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来讲，80后生育水平无疑是低于60后生育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