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回忆，早上8点起上点评，到9点半是心灵大课堂，一直到了下午2点左右才到午饭时间，课堂上有百余和他一般20岁左右的人，互以“盟友”相称；午饭后是半小时的午睡时间，接着集体军训，军训结束后回到寝室写日记课，一直到5点40分下课，到晚饭时间，“盟友”站军姿一直等到父母买饭回来。

　　到7点半，百名盟友分为三组，分别轮流上自习课、小点评课或网吧课堂，一直到晚上9点下课，父母也要陪伴各自的孩子一起参与“治疗”，下课后，盟友要为各自的父母洗脚，在寝室作3到5分钟的“小演讲”，周书的寝室有6名“盟友”，他们站成一排，分别向坐在对面的他们的家长进行演讲。

　　周书一度有逃跑的想法，但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放弃了，没有高墙围起的地方，都会有“盟友”的家长们围成人墙，“有门有缝的地方，都被堵死了。”

　　在网戒中心，“盟友”之间有互相监督、检举机制，只要发现“盟友”的过错、不合适的举动，会被一律上报到“安全小组”，一般情况下，被检举的人都要进入13号室。

　　即使是同室的“盟友”也会互相举报，不过，周书和一寝室的人“混熟”后，一些人情以内的错误，互相间大多也会能瞒就瞒，即便如此，每个“盟友”还要提防的对象，是他们的父母，“一旦是被家长发现的错误，是一定瞒不住的”，周书说。

　　逃避“13号室”是所有“盟友”的核心，在电击的阴影以外，“盟友”之间的相处还颇具“友谊”。周书回忆，在最初进入网戒中心时，一位老“盟友”曾教给他如何逃避电击，而三四个月后，他成为了老“盟友”，也会教给新人们这些方法。

　　因此，周书与很多盟友“混熟”，但并没有像在学校一样的交心的朋友，他说，在那种环境下，最可靠的，仍然是每天陪伴自己的父母。

　　“儿子，因为你有病”

　　周书一共3次入院，第二、三次分别是在2015年2月和4月。其间，第一次出院后的小半年是他的母亲王芳眼中的“美好时光”。

　　2014年7月，周书第一次出院后过上了“有希望的日子”。提到这段日子，王芳仍情绪激动，“第一次出来后是真的变好了啊”，她告诉南都记者，周书首次主动提出要读书，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打印试卷一个人默默做题。

　　“那时候，满分120的卷子他能做到100多分，我们太高兴了。”王芳说，她当时真的认为，儿子是去了一个神奇的地方。不过周书慢慢地恢复了原状，到2014年冬天，再度回到了“不上学，封闭自己”的状态，这让她始料未及。

　　周书对此的解释是“忍不下去了”，他说，刚出来的时候，因为害怕再次被送回去，他一直装出积极阳光的样子，“父母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有自己的想法也不说”，对于生活中的冲突，他也一直忍耐，直到这种忍耐到达极限。

　　为了回到“美好时光”，王芳和丈夫再次将周书绑回了网戒中心，不过，周书却告诉南都记者，这两次“被绑架”的经历，atv，彻底消灭了他对父母的信任。

　　周书在2015年2月17日“二进宫”，那天是腊月二十八，他记得在凌晨两点，又是四名男子进入他的房间，将他捆绑结实后带进了网戒中心，不过仅仅过了19天，因在做操期间伤了腰，他被母亲请假出院，回家养伤。

　　“第三次(进去)让我彻底崩溃了”，周书回忆，atv，休养一周后，他向父母提出不再去网戒治疗，但父母不置可否，在一天夜里，母亲提出心脏出现问题，要前往市里医院检查，“心脏的问题在我看来比较严重，放心不下，就陪着她一起去了”，周书说，临行前，父亲给了他一片安眠药，他一上车就睡着了。

　　醒来时，周书发现车子停在路上，有3名男性将他拉下车，用胶布将他全身捆住，塞进了另一辆车里，再次前往临沂的网戒中心，“我彻底崩溃了”，他说，到现在，也没法再相信他的母亲了。

　　周书第三次出院是在2015年6月9日，为了参加中考，在中考最后一门地理考试结束后，他逃跑了，过了一周后，他被亲戚在一家网吧门口“抓住”。直至此次回家，他才从父母口中得知，他们一直坚持要送他去网戒中心的原因。

　　“儿子，因为你有病。”父母拿出了一张网戒中心出具的诊断书，上面写着“双相情感障碍”。而这样的诊断书足足有三份，结论都一样。

　　“这无疑是个谎言”

　　周书回忆，在网戒中心里，除了心电图检测，他从来没接受过其他检查，“这个鉴定结果，无疑是个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