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是陆薇的第一份工作，她大学没毕业就进入这家企业。现在，她不知道这场仗要打到什么时候。“通知说的到今年底，但是还是会有后续的事情要处理的，怎么着都得明年过年以后吧，计划赶不上变化。”她感到迷茫。

　　帝国与螺丝钉

　　中国一直是三星重要的市场之一。1995年1月，三星集团中国总部设立。目前，三星在中国设有七大支社，覆盖32个省份，员工多达数万人。

　　在进入三星之前，陆薇以为“这儿只是卖手机的”，进去之后才恍然发现，“集团很大，有各种各样的业务，小到衣服，大到军舰。”

　　在三星北京总部Risk Management（风险管理）部门工作过三年的王哲说，这是一个帝国，而他只是一颗螺丝钉，“一份工作而已。”

　　他负责处理一些售后的事情，全国各城市维修站站长筛选后把比较严重的事故案例上报给他汇总。

　　王哲记得几起比较突出的事故：一次是在2013年，他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一个用户带着三星的手机和充电宝登上飞机，在途中手机起火了，飞机一落地，这名用户就被扣押起来，同时被列入航空公司黑名单。客户打电话给王哲，抱怨手机质量不好，经过协商，三星出公函证明他清白，同时换掉他之前的手机并赔上一部新手机。

　　处理这样的事故时，王哲认为自己是中立的。“我是按理说事，不会因为我是三星员工就为公司辩护，如果是公司的责任，我会把用户的要求一五一十反映给保险公司。”

　　王哲形容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努力让社长不会注意到自己”。一些小型事故他不会往上报，“（事故）他们要是在乎会追着你问的，不在乎的会回你一句你自己看着办，无非就是赔钱，解决。”

　　两年前，一个广东的三星电视用户正看着电视，突然电视机着火了，他要求索赔80万人民币，韩国的团队搜到了这则消息，让王哲和团队按照“看着办的原则，尽量把对方的要求降低，不要曝光”。

　　但后来，谈判无果。这名电视用户将三星告上了法庭，“我们把这个事往韩国总部一汇报，atv，他们也没当回事，只能耗着。”

　　回想起过往，王哲总结说：“平稳吧，像在国企一样。老领导的口头禅是我把我女儿供上大学就退休了，安安稳稳过完这一天就下班，这活儿挺稳。”

　　三星法则

　　四年前，大学快毕业了，学韩语的王哲才想到该找工作了，“学韩语能干什么呀？就三星呗。”

　　他赶上了三星的高光时刻。根据全球市场调研机构Strategy Analytics发布的报告，在整个2013年中，三星共销售出高达3.198亿部智能手机，拿下32.2%的全球市场份额，份额同比增长1.8%，继续稳坐智能手机销量的第一位置，超过了竞争对手苹果公司——当时为了庆祝销售业绩，王哲收到了公司发到员工手里的礼物：两条黄色毛巾。

　　在三星工作了三年，王哲所在的售后服务部门共有三个人，这两年走了两人，他是其中一个。

　　王哲对自己坐过的工位印象深刻，“半圆形，就像马蜂窝”。

　　马蜂是一种层级鲜明的群居动物，很像三星的企业文化。“级别分职员，代理，课长，次长，部长，常务，专务等，开始分不清，但一个月就能分得清谁是谁了。”

　　三星是典型的韩国家族企业，在中国公司的管理层中也是以韩国人和朝鲜族人为主。“你看坐科长那一排的姓什么，姓李姓朴姓金；再看看部长姓什么，全是韩国人，五十六十岁的，等级都是熬出来的。”

　　在王哲看来，韩国和朝鲜族人相对更容易获得升迁机会，“从课长升次长的时候，每年都有名额限定，（我们这项工作）不是像销售能看业绩，能力上是差不多的，看不出谁好谁不好。有一个同事在那里待了七八年，结果有一个比他进公司晚的朝鲜族人当上，他没当上。”

　　“80后”的张凤已在三星集团中国公司工作超过十年。在成为这家旗舰店经理之前，她的工作是三星数据系统维护。2000年，张凤被外派韩国三年，“跟韩国人一起合作（做数据处理）”，她心里憋着一股劲，每天加班到深夜，（想证明）“他们定了规矩，我们也能做得很好，甚至超过他们的预期。”

　　据王哲观察，三星内部的中国人和韩国人除了工作联系，私交很少。一方面是因为语言不通，韩国同事更愿意跟朝鲜族人交流，此外，“来中国的韩国人都是驻外的，韩国人是高管，中国人是雇佣者。汉族人工作完了该回家就回家。同事聚会时，最多寒暄几句，你好，最近怎么样，孩子怎么样，都是无关痛痒的。”

　　进驻中国20余年，三星也在试图中国化。陆薇说，她们公司的标语就是“做中国人喜欢的企业，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