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则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和单独一孩政策的效果不会有本质的区别,都不会改变低生育率格局,都会遭遇“遇冷”的理性反应。

　　穆光宗表示,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虽然从字面上看与单独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不同,但由于非独夫妇集中在1980年以前,60后、70后绝大多数已经错过适龄生育的时机,处在想生而不能生、想生而不敢生的窘境,而80后、90后也处于能生而不想生、能生而不敢生的纠结状态。

　　穆光宗认为,大城市之所以出现低生育率,一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影响,二是因为生育成本的影响。直接的抚育成本和高昂的机会成本叠加在一起使得不少年轻父母在二孩生育面前望而却步,想生不敢生,害怕做房奴和孩奴。

　　“根本原因是公共资源配置匮乏和公共服务缺位,不能主动适应人口和生育的新态势并及时作出调整。”穆光宗说。

　　建立法定生育福利政策

　　张女士二孩的预产期一天天临近了,她已经开始计算,自己能休多长时间产假,能享受多少生育福利,有两个孩子后,未来的工作怎么办。

　　“既然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是不是也说明生孩子不仅是我们的事儿,国家也应该有鼓励政策吧?”张女士说。

　　对此,穆光宗认为,全面二孩政策虽然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收获“愿生乐生、应生尽生”的效果,但生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综合配套值得期待。

　　“首先要强化生育服务职能,优化从怀孕到生产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家庭发展保驾护航。例如,现在大城市的建档床位紧张,近期要增加产床,远期要增加妇产科和儿科医生；高龄备孕需要孕前孕中产前的风险评估；孕前检查是减少出生缺陷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重要预防手段。其次要改变二孩申报的程序,大道至简,一切以方便民众、帮助家庭为上。第三要顺应计生改革的潮流,变惩罚多生为奖励多生。”穆光宗建议。

　　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今年1月,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表示,因为多次生育意愿的调查都反映出来,我们国家80%以上的群众都是希望生育两个孩子,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基本实现了群众生育意愿和国家生育政策的统一,所以国家各个部门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把政策落实好。

　　杨文庄说,落实的具体措施是出台相关福利政策,比如对生育妇女的就业问题、防止生育歧视的问题、落实生育保险的问题、丈夫陪产假的问题。

　　穆光宗认为,国家通过制定强有力的生育福利政策,弱化生育压力,强化生育动力,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同时国家应积极主动承担部分的生育责任和生育成本,从而改变一些年轻夫妇和家庭想生而不敢生、能生而不敢养的窘境。

　　原新认为,我们的政策并不必要鼓励生育二孩,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建立公平、合理、平等的法定生育福利政策,并不因为你生二孩还是生三孩,而是你符合国家法定的生育孩子的数量,都应该享受这样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