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继承公证案件中，根据《继承法》规定，需要界定被继承人的继承人范围，但由于每一个人生活经历迥异以及人员流动等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部门可以提供直接的证明。因此，即便在一个最简单的继承公证中，公证申请人也至少需要提供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被继承人的遗产证明；继承人的身份证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对于这些证明，公证处不是“有意刁难”，因为公证出具的结论是认定性的，如果依据公证书做出的行政行为错了，公证处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公证”被视为一道防火墙。如果没了这道防火墙，不去查询所有能继承房产者的情况，那很可能在过户后，再次引发家庭矛盾。

　　建议丨设立法定遗嘱登记制度

　　“现实生活中，由于公民信息资料往往分布在不同部门，过往登记的纸质资料信息随着时间，存在断代甚至消亡情况。普通公众往往因此陷入举证困难。”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新河提醒：公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妨养成收集、保留证据的习惯，一旦遭遇纠纷，可以借助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尽可能在生前订立遗嘱，并在遗嘱中写明财产的归属和处理方式。但在讳言死亡的传统观念之下，劝说老人订遗嘱，子女不见得能说出口。同时建议能建立法定的遗嘱登记制度。在财产登记和管理部门、司法机构与遗嘱登记部门之间建立信息沟通渠道，查询并认定这些专业机构所登记的遗嘱，及时作出认定并办理相关手续。F

　　深度探讨

　　遗产继承公证成了“添堵”

　　近年来，随着百姓财富的逐渐累积，遗产继承以及由此带来的公证问题已经涉及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而遗产继承权公证收费高、手续繁琐等问题也一直广受诟病。有政协部门对继承公证进行调研发现：继承权公证目前主要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公证贵”。按照现行规定，继承权公证按受益额比例分段收取费用。公众认为这种计费标准不合理，收费偏高。

　　二是“公证难”。当事人在办理继承权公证时，需要自行提供的证明材料较多，仅实事方面就细分为20项，要在社区、街道办、派出所、民政局、被继承人生前工作单位等处多次往返，还有一些证明文件难以提供，当事人因此感到不便和困扰。部门之间的登记信息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信息未能实现共享，当事人为了收集有关材料需要分别跑多个部门，程序繁琐。

　　三是继承权强制公证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公证部门应突出公益属性。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快完善户籍、人口、婚姻、档案、信用等信息登记制度，实现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