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有了不少人喜欢我们的歌，能够叫出我的名字了，可我却发现我依然养不活自己，我隐约觉得不对劲，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个行业出了问题。

　　三、签约华纳：可以让我有尊严的生活

　　第三张专辑《花火》，当时我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把这张专辑当做最后一搏，如果不能够有所改变，我差不多会去找点其他事情做一做。

　　我向当时签约的京文唱片的老总许钟民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说，《花火》这张唱片请你允许我交给其他的公司来做。其实这是一个特别不合理的要求，你还跟人签着约呢，然后你就要去跟别的公司合作。但不知道为什么，许总竟然答应了。之后许总还找到我，告诉我，公司用洪荒之力帮我把前两张专辑的海外版权卖出去了，售价是一万美金，形式是买一送一。这一万美金里，我分到了7400块，我突然一下受了很大的刺激，我从5岁开始学音乐，到13、14岁对音乐有了意识，再到26岁出了两张专辑，我20年以来所有努力的价值，只等于7400块。

　　我觉得够了，这件事情必须停止，虽然直到现在我和许钟民还有着非常好的私人关系，但当时我不得不终止合作。我需要找到更强大的合作方，更合理的权益分配方式，这些都是当时国内的唱片公司不具备的。

　　刚好，世界五大唱片公司在那时开始进驻内地，也纷纷和我有了接触，在见了其他4家后，我见到了当时的华纳总经理许晓峰，他递给我一份密密麻麻的英文合同，用特别强硬的语气告诉我，你肯定看不懂，条件我告诉你，词曲是多少，你的版税多少钱，这还不包括分给你的钱，和华纳的见面总共只有二十分钟，我觉得，就是这里了。和华纳的签约，解决了我很大的问题，我一次性交了两年的房租，接下来，我可以用一种健康的心态去写歌、排练、演出，开始比较有尊严的生活。

　　四、写了十年歌，我才知道作品不挣钱

　　听上去，好像接下来就该“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了，还早呢，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从18岁左右开始写歌，一直到10年以后，28岁我才知道，原来音乐作品是不赚钱的。

　　2005年，我发行了个人第6张创作专辑《怒放的生命》，我本人的声誉提高了，很多人知道了我，大家开始觉得我是一个歌星，但说了也许你们会不相信，我当时的收入和普通的工薪阶层没有太大的区别。

　　从唱片上，我得不到任何收入，网络时代，大家开始免费下载，作为创作者的我们，没办法通过创作获得收益，只能靠演出去挣钱。

　　你们知道这个逻辑有多扯吗？这就相当于大家每天出去上班是不拿工资的，下班之后你开着车回家，顺道拉两个人，赚点儿生活费。

　　这一年，我的大女儿小苹果出生了，我成了一个父亲，我很开心，但面对我的女儿时，我很惶恐，我担心不能给她很好的生活，我甚至没有主动让她学习任何乐器，因为如果我知道她喜欢音乐了，我是不可能不支持她去做音乐的，而我知道了她如果做了音乐又注定会很悲惨，作为父亲，我坚决不干啊。

　　五、音乐人的穷是不合理的

　　在差不多35岁以后，也就是差不多十年前，我开始思考我该怎么办，我做了一些通常摇滚歌手不会去做的事情，比如上《同一首歌》，当时很多人骂我，说我不是摇滚歌手，一副赚钱的嘴脸，我当时没怎么去解释，我想，大家终究会知道，我在趟一条路。

　　很多做音乐的人都很穷，也有很多做音乐的人甘于穷。但是这种“穷”是不合理的，是病态的，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知名音乐人，到现在仍然很“穷”，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相对的“穷”。

　　你要问了，汪峰也会穷？他不是乐坛的“半壁江山”吗？可你知道吗，从写歌到现在的几十年里，我所有的音乐作品通过版权获得的收益只有60万，如果放在国外版权保护好的地区，这个数字恐怕要乘以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