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一下珠海银隆的网站可以发现，列在电机电控项目下的电动空调系列，是其主要产品之一。而电机电控，是格力的优势所在。以格力的压缩机技术为例，通过与日本大金的多年合作，已基本实现技术的消化吸收，如何将这个能力转移到未来除家庭、办公场所之外的第三空间，也就是汽车空调上来，正是格力理所当然要考虑的，这个市场空间之大，难以想象。

　　与耗能相对的是新能源，格力前几年曾推出了光伏空调，早已有这方面的布局，银隆的钛酸锂电池技术和储能技术，正好可以整合补充。再加上同在珠海的地理优势，这就使得，银隆几乎是格力天然的收购对象。

　　因此，对格力而言，银隆势在必得，甚至不惜两倍的溢价。而正如前面分析的，增发而不是现金收购，更有助于收购后的整合和未来的利益捆绑。你会发现，甚至董明珠个人都不惜真金白银，出资9.3亿现金认购。

　　定向增发的议案，也被一些舆论理解为董明珠为防“野蛮人”而设的障碍。应该说，这种考虑是有的，而且是必须的，可以防患于未然。对于公司的成长、成熟和稳定，都不是坏事。万科就是前车之鉴。一场“野蛮人”入侵的风波，大股东可以趁机调整格局，在博弈中实现利益均衡，投机的小股东也可以捞一把就走。但这种震荡，对企业的伤害最大，最终受损的，是股东的长远利益。

　　可见，董明珠犯的错是战术上的，用一种不合适的方式，j2直播，想说服甚至逼迫股东们接受她的议案。毕竟，这些议案会导致股东权益被稀释，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这是事实。一些评论据此认为这是对委托代理关系契约的违背。

　　被违背的“心理契约”

　　而董明珠的发飙，从管理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解释，那就是，在董明珠看来，是这些“各有心思”的股东们，用“不鼓掌”的行为，违背了她所期望的“心理契约”——我两年给你们分红180亿，按照现在的法律法规，我可以分，也可以不分，可以分多，也可以分少，但我分了，还很多。因此我的心理契约的预期是，在将来发生利益冲突时，你们也要尊重我的需求。

　　组织行为学家阿吉里斯用“心理契约”来说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股东和管理层，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雇佣关系），认为在组织与员工的相互关系中，除了正式契约规定的内容之外，还有隐含的、非正式的相互期望和理解，它们同样是决定员工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另一位著名管理学者约翰.科特，则将心理契约界定为“存在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一份内隐的协议，协议中指明了在彼此关系中一方期望另一方付出的内容和得到的内容”。

　　如果说合同契约体现的是交易关系，那么心理契约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中国语境中的“交情”，或者说是一种信任关系。董明珠希望得到股东的信任与支持，对于强势的她而言，这也叫做“忠诚”。

　　这是一个管理学的话题，解决的办法就是事先的沟通，管理层事先与股东进行沟通。当对方明确给了你一个“不鼓掌”的信号、表示不支持你的想法时，你需要做的不是强迫对方接受你的想法，而是要告诉对方为什么接受你的想法，以及接受你的想法将有什么好处。但董明珠似乎没有这么做。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投了反对票。

　　近乎绝对把控的心理需求，是企业创始者普遍具有的心理需求。董明珠便是如此。这一代的企业家，在和时间赛跑、和时代赛跑。董明珠、张瑞敏、任正非、宗庆后、柳传志莫不如此，他们中有人有了明确或不明确的接班人计划，但大多数都还是保留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即便是之前看似逍遥自在的王石，在关键时候也迅速出手，显示出对公司的绝对控制——当然，他的控制乏力，是前面讨论过的问题，也可能是董明珠想堵住的漏洞。

　　因此，这一代企业家，压根就不能用职业经理人的理论框架去套用分析。他们身上的担当与使命，以及开创精神，是职业经理人所不具备的。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这一代企业家想保留对企业的绝对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是贪恋权力，而是对变动时代企业未来命运的一种深深担忧。因为，在他们有生之年，完全有可能目睹他一手做大的企业、一手缔造的商业帝国，出现生与死的剧变。张瑞敏担心海尔帝国“大崩塌”、任正非每天都在担心“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还有柳传志、鲁冠球和曹德旺等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