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他说，那个 “精神伴侣”67岁，有一个女儿和一栋一千万的房子，房子是女儿贷款买的。“我要是结婚，她女儿要说话了，名字加还是不加，贷款是给她解决还是不解决。我儿子说这个事情很麻烦，将来名字不加，这个钱付了后分了怎么办。她女儿又说，你跟我母亲在一起了，你不帮忙还贷款吗？结婚了就是一家，财产要放在一起。”

　　“现在我们单身俱乐部的人，有外地女的找上海男的，结婚了以后，男的倒下了，她把户口迁进来了，人跑掉了。”张爱娟附和道，“同居不是蛮好嘛，反正现在老了又不生孩子。”

　　对于宜家的中老年人相亲族，刘承欢在他的论文中总结说， “房子和钞票是深套在‘寻找晚年伴侣’之上的魔咒”。

　　“这里很难找到合适的人”

　　“你有什么条件，我有什么条件，都说清楚，不符合的，谈都不要谈，浪费时间。”在62岁的张方文眼中，老人的婚恋比年轻人的来得更直接。

　　看上眼的，直接走过去问， “我们谈谈好吗？”“你是什么情况啊？”不喜欢的，拒绝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我们两个不合适”，“不好意思啊，我没空”，“我不是来找的，我是来玩玩的”。

　　张方文八年前离异，自从一年前从朋友处得知“宜家可以免费喝咖啡，还可以认识好多朋友”，他每周二、周四都必跑一趟。

　　他曾看上一位单身女人，可对方对他说：“你光头，社会上带不出去。”也有人说：“你房子太小了，一室一厅怎么活啊，我儿子万一来你家住一个晚上，没地方住啊。”

　　而遇到那种不介意他光头难看，无所谓房子的人，张方文又看不上。到现在，他也没碰到一个互相都看得上的。

　　“这里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几乎每个老人受访都会提及这句话。

　　前述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刘承欢在他的论文调研中也发现，宜家相亲族的期待与实际情况有落差：在这里相亲的女性不少是国营、集体单位退休的普通工人，期待找教育程度较高或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但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却较少来宜家相亲。

　　还有些人谈了又分了。路知行指着距离他一米远的一对老人说：“这两个人，他们同居了三年又分了。再婚的人，价值观念，生活习惯都是根深蒂固，还有家庭的利益也会发生碰撞，往往会为了家庭的利益分开，不是我们两人好就好了。”

　　为了避免这些矛盾，路知行选择同居而不结婚。他自称，现在就想活得自由一点，活得快乐一点。

　　“单身不是长久之计”

　　《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调查制度》显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上海全市户籍人口1442.97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435.95万人，占总人口的30.2%。在未来一段时期，由于上海步入老年阶段的人群中80%是独生子女父母，纯老家庭、独居老年人将会增加。

　　黄桂珍说，她常年寡居在70平米的小三间里，女儿很少来，她感觉孤独。只有来宜家跟朋友见见面，“这样玩玩就不乱想了，不然我一个人多苦啊。”

　　这个上海女人向往丰富的精神生活，她热爱旅游、逛马路、去卡拉OK唱歌、听沪剧和粤剧。

　　上世纪70年代初，当黄桂珍还是“小年青”的时候，上海人普遍住房条件窘迫，那时没有酒吧、舞厅，男女青年谈恋爱的去处只有马路。当年，去外滩的年轻人很多，久而久之，还形成了“外滩情人墙”。

　　四十多年过去了。黄桂珍这帮当年的小年青们从外滩“转战”到了宜家。

　　在宜家发出《告顾客书》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郑月撰写了一篇《宜家遭遇老年相亲团的中国难题：老年人的公共空间争夺战》的文章。

　　文章写道：当更多的公共空间被消费空间挤占，对于在经济、文化以及对技术层面都处在较弱势一方的老年人群体来说，属于他们的空间越来越少，适合他们消费水平的空间也越来越少。

　　据范明月观察，自从宜家要求先购餐，后入座后，现在来的老人比原来少了一半。但唐嫱说，跟平时比，只是略有减少。

　　天色渐暗，就餐高峰期也已经退去。宜家餐厅里还稀稀疏疏坐着几对老人。尽管在宜家相识，新近结了婚，78岁的龙永飞和53岁的妻子孙芳还是习惯来宜家坐坐。他们通常会去宜家的餐厅吃饭，然后溜达到徐家汇，从徐家汇坐地铁回家。

　　来自安徽阜阳的孙芳十几年前和丈夫离婚后，来到上海工作，她的两个儿子都在老家；而龙永飞妻子生病去世，他只有一个领养的儿子。

　　两人决定要结婚时，遭到双方家属反对：女方家属嫌男方年纪大，希望孙芳回老家；男方的孩子和妹妹又担心财产被分割，不想老人结婚。

　　但两人觉得不要管他们说法，自己开心就好。孙芳说他们有“讲不完的话，不停地在讲，不停地在讲，能讲到一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