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决策层看。与张国焘斗争的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也有身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还有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张浩等人。当红二、六军团分兵北进时，红四方面军就会师问题在炉霍专门召开会议。徐向前明确提出，红军是一家人，以前和中央红军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朱德在会师大会上说，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这些都反映出红军指挥员内心中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从事件的本质看。张国焘的确在分裂中央，但这时的情形与后来叛变革命，存在性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打的旗号仍然是革命，为什么我们党将此定性为党内路线斗争，而非敌我矛盾？为什么后来张国焘到延安，中央领导层仍然给予尊重？道理即在于此。所以，索尔兹伯里说，“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从最终结果看。正是由于斗争，而使中央领导层或神经中枢在大浪淘沙中成长起来，这是极端重要的。毛泽东说过，长征胜利证明“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邓小平后来总结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

　　综上，正是因为党内团结，官兵团结，因为各方面军指挥员的大局意识，党和红军才化解一个个危机，并取得最终胜利。

　　（公方彬 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