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金玉在回忆中提到，由于年龄小，和她同龄的11名女红军被劝留后方，不用参加长征，但是姐妹12个人坚决要跟随大部队一起走。长征开始时，“女子运输队”接到了指导员交付的一项任务：向后方运送通讯器材。等到她们完成任务才知道，这是部队要把她们留在后方的一个“策略”，这时候她们已经与大部队分开两天了。

　　“我们顾不上休息，昼夜兼程追赶部队。腿划伤了、衣服刮破了，都全然不顾。”

　　梁金玉说，最终，她们听到了军号声，终于赶上了队伍。

　　过草地，最后一次见哥哥

　　梁金玉总会回忆起长征。

　　当年翻阅党岭山的情景她一直历历在目。海拔5470米的党岭山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海拔最高的大雪山，山上长年积雪不化，空气稀薄。

　　“一下雪男同志的胡须上都是冰，而女同志的头发上结成了冰线团，呼口气嘴巴都张不开。雪山上寸步难行，常常是跌倒了刚站起来又跌下，口渴了就抓把雪放进嘴里。”梁金玉记得，她的班上有一名女战士因为劳累过度，身体极度虚弱，没到山顶就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翻过党顶山后，部队便开始面对环境更为恶劣的草地。沼泽地、深水潭，加上狂风、雨雪、冰雹，无情地吞噬着战士们的生命。“干粮吃完了就把皮带、皮鞋剪成小块在火上烤了吃，连野草、树叶、树皮都吃光了。”

　　她还会想起哥哥。而就在这片草地上，梁金玉碰到了哥哥，这是兄妹俩参加红军一年多来的首次见面，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我看哥挎着驳壳枪，也是连级干部了，可是他腿受了伤，撑着一根棍子，艰难地走着。他是前卫战斗部队的，掉下来四五天的路程了。”梁金玉回忆，她当时想哥哥一定饿了，于是把自己的炒面给了哥哥。

　　她看到哥哥拿着碗把面和旁边沟里的水一和，就开始吃了。“我喊：‘哥哥快走’，我也不能多等他，不能掉队。”梁金玉边往前走边回头看哥哥，“他仍在那里吃炒面，甚至是舔最后的一点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我哥哥。”

　　梁金玉还有更多的战友与哥哥一样，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长征结束时，她班上的12个女战士，只剩下了3人。

　　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用数字说明了长征的惨烈：“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

　　10月11日，梁金玉坐在轮椅上，atv直播，轮椅扶手已经磨得发亮，一些金属结构上，油漆斑驳剥落，露出锈迹。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为丈夫，主动放弃事业

　　梁金玉的家里有一个排球，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这是上世纪90年代郎平执教女排国家队时，全体队员的签名。

　　梁金玉是郎平的粉丝，女排的球迷，子女费了不少气力才帮她弄到这个签名排球。从朗平在女排开始，三十多年时间，电视上只要有女排比赛，梁金玉一场不落。她能准确地说出女排的战术，队员的名字，如数家珍。

　　旁人揣测，她一定是羡慕这些女同胞能为国家争光，能没有后顾之忧地为自己的事业拼尽力气。

　　儿子张晓明向剥洋葱回忆，母亲有时候会遗憾，解放后自己放弃了事业。1954年组织任命她为江苏省丹阳县县委书记，但她只干了三个月。

　　那年她37岁，正是干事业的好年华，可是她得照顾丈夫和家庭。她的丈夫张忠，在抗日战场上任绥远骑兵团政委，战斗中被鬼子的子弹击中，失去了左胳膊。

　　张忠也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这个原名张啓勋的汉子，参加革命后改名叫“忠”，就是要跟党走一辈子。

　　失去胳膊后，张忠离开作战一线，到八路军第120师任兵工厂政委。120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3个主力师之一，师长贺龙，副师长是萧克。

　　梁金玉记得，那时自己正在延安和平医院当护士。一天贺龙从前线回到延安后，沉重地告诉她，张忠“挂彩”了。贺龙说，“革命是会有牺牲的，是光荣的。”她当时表态，“只要人在，残废了我服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