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最直接地体现了这一教学的效果。比如他们对经济压力的感受:我们这个调查的受访者中,超过六成的已经还清房贷的人,继续感受到从“一般”到“非常大”的经济压力的比例,与那些还在苦苦还房贷的人差不多;而尚未买房者中,无需付房租的人和每月须付房租的人,其感受到“较大”和“非常大”的经济压力的比例,也都相当接近;值得注意的是,每月须还房贷、因而可被称为“房奴”的人,对于经济压力之强度的感受,整体上反而小于租房但无需付租金的人!看起来,就像对房价涨跌的判断,多半包含了对若干非楼市因素的判断一样,都市青年对经济压力的体认,也不只是依据狭义的收入和资产计算的,而是深刻结合了其他非经济的计较——虽然这多半并不自觉,是在对综合性的社会压力做评估。如果不是接受了“买房=人生成功”的流行观念,确信自己“应该”买房,那些已经有房可住、而且不用付费的人,是不会感觉到那么大的经济压力的。 再看他们消费时候的自主程度。首先,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大城市长大的青年中,不迷信品牌、相信自己能够鉴别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出生于乡镇的青年——哪怕他们后来也移居大城市了。这是否显示了社会阶位与文化自主能力之间的联动关系?但是调查的另一些数据,比如,在拥有产权房和依然“群租”两个至少经济地位明显高下的群体当中,“相信品牌”的比例,前者高出后者不少,这提醒我们,情况可能没这么简单。比如,在商品质量和行政监管方面,大城市的状况多半与乡镇明显不同,是否正是类似这样的不同,一面令大城市的青年能从自主鉴别中获益,因而更愿意发展自主消费的能力;一面又令乡镇青年不得不依赖品牌,以避免伪劣商品的戕害? 其次,如何理解都市青年面对商品,尤其是大件服饰、家具、家电产品和汽车之类高价商品时的复杂心理?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令人在面对这一类商品的时候,很难以单纯的消费者自视,各种符号性的感受都会涌人心中:买不买,买哪一款,常常牵涉到对身份的界定,是否正是这样的多维心理,一面令收入较高者不惮于承认自己相信品牌,因为这意味着高消费的能力;一面又令低收入者本能地就要避开名牌商品,那可是他们无力承受、有伤自尊的。许多看上去应该归人“文化能力”范围的事情,可能从一开始就嵌入了大量非文化的因素。 倘说当今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等早已深度融合,难分彼此,都市青年的“住房”和“居家”状况,则以堪称尖锐的方式,将这融合的若干叵测之处,清楚地暴露出来。即以这一节所述的情形为例,社会一方面鼓励人们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当成经济来处理,另一方面又把大量远远超出经济范围的因素,嵌入他们权衡经济的思路之中。什么叫造化弄人?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厉害了吧!可是,这么欺负人的事,为什么做得成?是哪一些有形或无形的社会条件,让我们对这一类播弄如此缺乏抵抗? 这么追问下去,大概又会遭遇上一节里都市青年的两种“消费理性”已经有所揭示的大问题:这些年中国人的心智结构的变化。文化研究的一大可赞之处, 就是将“情感结构”这样的无形之物,看作社会再生产的关键之一。无论是此刻面对的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还是我们自己的切身经验,都促使我们相信,探究现实的至少一部分最精悍的目光,应该投入类似这样的方向。笔者相信,通过分析房地产市场如何高强度地培训青年人的资本和市场意识,能打开探照同一处地窟的另一扇门。我们的调查的很大一部分,聚焦于这个问题:都市青年努力奋斗、买房成家以后,在居家空间里展开的生活,实际大致是怎样的? 出乎一般的想象,获得居家空间和在其中展开家庭活动(即家人共同参与的活动),二者之间并无正向的关联。比如,有了配置齐全的厨房,并不意味着就要在其中施展厨艺、与家人一起围坐共餐,与尚未购房者相比,拥有产权住宅的受访者,利用自家厨房为家人“做一顿好吃的”饭菜的比例,竟然比租房者更低,周末外出就餐的比例也更高。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