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救人身亡的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而该案的最终判决，须解决见义勇为者救人不幸身亡是否属于保险合同责任范围的“意外伤害”事件，以及保险公司能否以救人身亡不属于“意外伤害”事件拒绝赔付保险金两大法律问题，案件的审理结果还对今后审理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该案发生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这起因见义勇为救人身亡而引发的保险赔偿纠纷案件，沭阳县法院也十分重视，指派保险审判专家型法官参与了本案的审理，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法庭上，江淮公司与保险公司围绕江淮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的权利主体、以及董海涛溺水身亡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两大争议焦点，展开论辩。

　　江淮公司诉称，2013年12月2日，本公司因建设分淮入沂整治工程Ⅰ标工程建设，为保障员工人身安全，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人身保险。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董海涛在施工过程中意外溺水身亡。后本公司与死者近亲属达成协议，约定由本公司先行垫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47万元，董海涛的人身保险权益转移给本公司。本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向死者近亲属支付了47万元。本公司在取得代位理赔的权利后，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保险公司却拒不支付保险金。故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给付本公司保险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

　　保险公司答辩称，首先，对江淮公司以董海涛为被保险人在我公司投保意外伤害险的事实不持异议，涉案的人身保险合同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未指定受益人，保险金应当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处理，应当由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继承，江淮公司提供的调解协议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将本案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转让给江淮公司，故本公司认为江淮公司的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被保险人董海涛因救工友而溺水身亡不属于保险合同责任范围，意外伤害保险约定的意外伤害系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非本意的客观事件造成被保险人人身损害。本案中，董海涛明知对落水者的施救过程存在高度的危险性及非常有可能造成自身的伤亡，不符合非本意的要求。

　　针对保险公司的答辩，江淮公司反驳称，董海涛跳入水中救人，对造成其溺亡的后果，不是必然的，其主观上更不可能希望这样的结果发生。董海涛救人不幸溺亡，是多种客观意外情况叠加的结果，且这些情况也是在当时情境下瞬时发生的，具有很大的突然性。董海涛救人溺亡属于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应当认定为“意外伤害”。

　　判决

　　沭阳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江淮公司与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均未指定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依据合同约定，董海涛身故保险金应由保险人向董海涛法定继承人支付。本案中，江淮公司与董海涛的法定继承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约定，将保险权益转让给江淮公司，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联系调解协议的上下文、结合江淮公司与董海涛的关系以及江淮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已经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要求，可以证实调解协议中的人身保险权益包括涉案保险合同保险金，且保险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董海涛生前还投保了其他人身保险。故对保险公司提出的调解协议中人身保险约定不明的辩解理由不采纳。江淮公司已依调解协议的约定向董海涛的法定继承人支付了赔偿款，有权利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金，是本案适格的权利主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合同条款约定“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保险利益是一种非主观意愿发生的利益。本案中，董海涛下水营救工友溺水身亡，符合上述意外伤害构成要件，理由如下：董海涛在下水营救工友时，对于自己溺水死亡的后果在主观上是排斥的，并不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溺水死亡后果是出乎其预料的，即不存在故意造成意外结果发生的主观心态。保险公司的辩解理由混淆了董海涛有意识救人行为与有意识追求溺亡后果行为的概念，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