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罗生回忆，当时班级里还有另外五个学生，目睹了这场殴打，还安静地打扫完了卫生，由班长领着出去上了厕所，“他们要是拦的话他们也得挨打，也都是这样挨了打的。”

　　那时，罗生心里只有两个念头，不再留长头发了，也要当班长，起码不会有人盯着上厕所。

　　19岁的周成杰向澎湃新闻回忆这所学校的抓人“套路”——每次“抓人”前，校方先跟家长沟通好“设个套”。通常，家长知道孩子经常去哪个地方玩，就一直在那边等着他。“等他什么时候玩完了，回家了，要么强行弄上车，要么就骗你让你上车。”

　　他是在自家楼下被抓走的，那天晚上8点左右，他在家里吃完晚饭，刚走下楼，几个人出现在他面前。

　　为什么被父母送到这所学校？“因为不听话。父母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干。”

　　在车上的时候，周成杰一度以为自己活不成了。车上的人吓唬他，说要割了他的两个肾卖了换钱.

　　在父母默认的情况下，这些表面叛逆的孩子很快归顺了强势的“抓捕”。

　　在周成杰的印象中，学校每年从2月到3月、6月到9月期间抓人的次数最多，正好包括寒假、暑假在内，“教官几乎就是天天出去抓人。”

　　周成杰说，只要一有家长来学校参观，他和同学就会被教官叫起来，到后面的操场军训。每次有家长进来，周成杰心里暗想：又一个孩子要被送进来了。

　　招生办大厅走廊尽头的字幅：叛逆网瘾坏孩子是可以教好的。

　　“青少年的牢房”

　　“里面的人大都是不情愿被抓进去的，上课也没人听啊，就在那睡觉。”周成杰记得，在那所学校里面，有八九岁的小孩，也有三四十岁的大人，有网瘾的、厌学的、叛逆的、同性恋的、精神病的……甚至有丈夫把妻子送入学校的。

　　罗生说，只要进入这个封闭式准军事化的学校，就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谈恋爱、不准逃跑、不准自杀、不准打仗、不准顶撞教官、队长。这几个原则性问题是学员都能熟背出来的，一旦触犯，就是一顿猛揍。

　　据他介绍，2014年9月学校曾“暴动”过一次，教官和学生大打了一架。一个月后，教官不再无缘无故打人，或者说不太亲自动手。

　　入校不到三个月，罗生偷了教官藏在枕头底下的两支烟，他把一支烟给了一个入校比较久的学生，自己抽了一根。事发后那位学生替他背了“黑锅”，但很快有人揭发他，他还是被教官当众教训了一顿，被打得鼻青脸肿。

　　之后他也替教官打过其他人，问他什么心情，他说，“那些学生确实犯了错，但我打人不打脸，就对着他们胸狠狠捶一拳。”因为做“打手”获得教官信任，他很快拥有了可以独自上厕所的“特权”。他说起此事有些得意，“不会再有人前前后后打量了。”

　　2015年3月19日，张爱由父母陪着入学，今年2月3日离开。她每一天都是掰手指头过的，“去了发现不是人待的地方。传说中的‘警校、好中专’，atv，父母每年交着三万，我们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

　　带她的教官李桂芳“每天呲着大黄牙顶着一脸黄褐斑，在那里骂着学生，什么脏话都说”，“我被她打过好多次，最狠一次踹了我不知道多少脚 ，还有二三十个嘴巴子”，“冬天冻得要死开窗开风扇让我们做俯卧撑，一做就是半个点不让带手套，手被冻肿裂口子。发烧难受得迷糊了，不带着去打针，教官就让多喝水。”

　　学员如果不犯错误、表现良好，可以提拔为教官的勤务兵、班长、教官。教官上头则是队长和校领导。周成杰直截了当，要用零食和忠心收买老生和教官。

　　张爱觉得，这种晋升机制反而催生了更多嫌隙和出卖。

　　“学校里学生互相玩心眼儿，有的老生欺负新生，新生有什么好吃的不给她们，她们就开始装甩脸子，打过很多架教官都不知道。”张爱说。

　　逃跑和自杀是禁忌。“谁制定一个逃跑计划，有人一打小报告可能第二天就找你，先了解情况，得到确切的证据就收拾你，之后更多的就是做心理工作。”罗生描述道，所谓的心理辅导，一次花费几百元，感觉只是教师在一个小时内“刺探”学生的想法。

　　罗生说到的确切证据是指，“比如你拿个钉子，要扎自己动脉，你拿玻璃碴子割自己脉搏，找到玻璃和钉子（就算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