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分析，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可能导致低生育陷阱的发生，不利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探讨低生育水平地区的生育意愿，对于预测未来生育水平演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显示，78.24%的宜昌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 2 个。理想子女数是指不考虑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育龄妇女希望生育的孩子数量。

　　但现实中，实际的生育意愿要远低于理想状态。调查数据显示，宜昌明确表示要二孩的妇女占 35.69%；明确表示不要二孩的占50.16%；没有想好的占 14.15%。有意思的是，育龄妇女明确要二孩的比例随着其文化程度提高而下降，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育龄妇女要二孩的比例最高，为 43.4%；本科文化的育龄妇女这一比例最低，为 18.75%。

　　调研组发现，不想要二孩的首要原因源于经济压力，孩子的教育费用太高是造成经济压力的主要原因，而婚嫁成本高是造成经济压力的第二大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35 岁以上育龄妇女因“年龄大了”而不要二孩的比例显著增加，这成为她们不要二孩的第二大原因。这个群体主要为70后，他们是呼吁出台全面二孩政策的主要群体，不过很多人因年龄原因无法再生育。

　　数据还显示，35 岁及以下育龄妇女因为“没有精力带孩子”的比例较高，在不想要二孩的原因中排列第三，紧随其后的原因以此是“有一个孩子就够了”、“好好培养一个孩子”、“再生会降低生活质量”等。

　　在调查中，课题组成员模拟了四个方面的激励政策，追问没想好是否需要生二孩和准备不要二孩的受访者，他们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人们的顾虑所在。

　　模拟的激励政策包括：

　　第一，“如果对第二个孩子，每个月发放抚养补贴 100 元，直到孩子 18 周岁，你会再生育吗？”

　　第二，“如果对第二个孩子，由国家提供 2000 元的婚嫁保险，你会再生育吗？”

　　第三，“如果对第二个孩子，实行入托或入幼儿园免费，你会再生育吗？”

　　第四，“如果对第二个孩子，直接追加分配一人份的田地和宅基地，你会再生育吗？”

　　调查结果显示，受到各种政策激励后，响应政策选择再生育人群的总比重为 44.1%。该比重值具有政策激励效果的上限意义，即在特定的政策措施之下，育龄妇女响应政策而选择再生育的比重不会超过 50%。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个方面政策激励效果的横向比较中，“入托或入幼儿园免费”的政策激励效果最为明显，且明显高于其他政策试验的激励效果。这或许能反映“入学难”的普遍现实。

　　调研报告分析，虽然人口还将持续十几年的惯性正增长，但是由于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已经难以维持社会更替的需要。针对目前调研地点生育水平长期低迷现象，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意识到长期的累积效应必将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政策的积极干预已经势在必行。

　　课题组建议，要解决“生得起”的问题，需要建立二孩抚育公共成本分担机制， 2016 年应基本健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防止生育高峰时期对公共服务产生的压力风险；到 2018 年，优惠性政策对生育行为起到了良好的导向激励作。

　　“如果公共服务不先行、不到位，即使生育政策放开，很多家庭也不敢轻易生育二胎，‘生下来就是给社会添堵、然后在社会受苦’，成为家庭放弃二孩生育行为的重要原因。”调研报告这样分析。

　　课题组建议，未来的政策方向，应对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最少提高 5%-10%左右的财政支持，确保能够稳定承接开放性人口政策放开的公共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