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曾是城乡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难以跨越的沟壑和障碍。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林亦府表示，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限制，可能短期内会出现教育、医疗等资源紧张的情况。然而，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他们会考虑现实问题，有没有房子住，有没有工作做，基本生活有没有保障，而不会因为身份的改变一窝蜂地涌进城市。

　　此外，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也有区分。周运清说，像北上深这样的大城市，虽然没有身份差异了，但对居住证进行积分制管理，存在准入门槛，不会造成新一轮大城市人口聚集；而一些中小城市门槛降低，短期内会吸引一些农民进城落户。

　　身份一样了，城里人是否更容易去农村？“城里人回流的‘逆城镇化’现象不会出现。”周运清认为，过去农业户口背后的“三权”，只针对本村集体成员。目前我国村集体实施村民自治，除非获得村集体同意，城市户口转入农村或购买农村宅基地，依旧无法享受“三权”和法律保护。

　　今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发布的“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数据显示，受访农民中“很想”占11.83%，“比较想”占21.73%，“一般”占17,45%，“不太想”占24.82%，“完全不想”占24.13%。

　　焦点四：户籍制度改革如何做好相关配套？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测算，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其中，东、中、西部地区人口转移的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户籍制度的背后是与之挂钩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等，而目前我国城乡、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差较大。“取消农业户口，也要防止一些地方跃进式发展，单纯‘逼农民进城上楼’。”

　　林亦府等专家认为，更应该考虑农村人在城市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包括教育培训、工作机会、社会帮扶等问题。只有相关的配套政策、体制机制健全了，城镇化、农民变市民过程才会进行得更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