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还有几个专有名词也要顺便说明一下：一、曾被叫做母亲河的州河（又叫通州河），有些文章写成“洲河”或“通洲河”，今以“州河”为正（参见镇志）。有一种解释是，此河横贯沔阳州，故名，j2直播，可采信。二、过去通海口人把日本侵略军称“老东”（其实湖北大部分地方都曾这样称呼），这同早已进入普通话词汇的“日本鬼子”一样，都是贬义词，在本书中“老东”“日本鬼子”“日寇”混用，不加统一，目的是唤起各方人等的记忆，不忘国耻。拙文《我的童年是在老东（日寇）铁蹄下度过的》引言对此有说明，可参看。三、日寇把他们所占领的通海口州河南岸称为“日华区”，而有文章却写作“日化区”，我已查过资料，以“日华区”为是，意思大概是指由日本人管辖的原华人地区吧。四、汉奸部队称为“皇卫军”（也有称“皇协军”的），是日寇和汉奸自定的称呼，日寇自称“皇军”，自然属于对天皇效忠的御用军，“皇卫军”虽也是保卫天皇的，但受“皇军”统辖，协助“皇军”作战，毫无疑问要比“皇军”低一等。有文章把“皇卫军”写成“皇伪军”，则是错的。

　　平心而论，我虽花了几年时间对本书修改润色，但如果没有一大批热心快肠之人的襄助与援手，我也是一筹莫展的，下面将分而述之。

　　我首先要提到撰稿人。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家乡老人们提供的题材多样、事件真实、形象鲜活的文章，我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无能为力。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配合，踊跃供稿，我才得偿夙愿。如果本书真能立于世间，有助于读者温故知新，那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正因如此，我在征得几位老乡和出版社的同意后，有意打破常规，只列出编写组名单，并将撰稿人置于优先位置，而不设立编委会，也不聘请社会贤达和重要领导人担任编委会主任或顾问之类。

　　本书之所以能大功告成，除了撰稿人的共同努力，还与一大批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也分不开，故在名单中又设了“工作人员”部分，就是想以此对大家的劳作予以充分肯定。

　　“工作人员”部分首设“总监”一栏，这是有意仿照影视剧的做法，大概在图书出版方面罕有先例。考虑到本书涉及面很广，而我对发生在通海口街上的事情并非都很了解，所以需要有人在内容上特别是史实方面帮助把关，雷万春、王恒璧、刘祖荣、刘声才、熊镜川等五位乡友在通海口生活的时间较长，自是责无旁贷；事实上我在编纂过程中，也确曾多次向他们请益问难，他们通常能给我比较满意的答复。其中刘声才先生是撰稿人和工作人员中已年过八旬的少数老人之一，他笔下的日寇罪行、一二八师功过、苏振东劣迹等，真实而又生动，能道他人之所未道。他算得上是通海口的活字典，为人又极谦和，我常就某些史实疑点通过电话向他讨教。

　　刘祖荣、李佑垓、张定福、张道才、陈志学、莫茂修、黄天亮、韩训政等先生承担了组稿、联络工作及其他杂务，我同其中的不少人有过多次电话联系，托他们办过很多事情，他们都是有求必应，毫无怨言。特别是祖荣君，他实际上是本书的义务总管，因而我同他的联系也最多，我手头的上百篇稿件、好几十幅珍贵照片，大多是通过他征集到以后再找人输入电脑传送过来的。听说他前几年不慎摔折了腿，然未等痊愈便积极奔走于通海口和仙桃两地之间。黾勉从事，一至于斯，着实令我感动！顺便指出，刘、李、二张、韩都承担着繁重的写作任务，他们所提供的稿件都有相当分量，填补了很多空白。

　　因为稿件太多，我一人顾不过来，不得不借重熊镜川、张礼成二位的力量，请他们帮忙修改了一二十篇稿件。二人尽管不是科班出身，但有较好的文字功底，此次能为本书提供多篇颇耐咀嚼的好稿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这里特别要提到本书《开明人士朱乾清》一文，它是张礼成采访朱振邦先生之后整理的。朱乾清是朱振邦之父，是通海口的开明商家，多有善举，一向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尊重，很多文章都提到他。我这里也曾收到过一篇写乾清老人的稿件，但不是很理想，我希望得到更充实的材料，于是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礼成君。朱振邦先生是镇上颇有资望的文化人，也是通海口的活字典之一，几十年来坚持写日记，只是不大愿意接受别人采访。礼成君似乎并不善于交际，他究竟通过什么办法让朱先生敞开心扉，我不得而知，但从整理的这篇文章来看，他不负所托，令我满意。黄文今女士也是我特聘的协编之一。她是内子的得意门生，有很好的文学修养，现就职于广西法制日报社，是一位资深编辑，这次请她初审全稿，在文字和体例规范方面把关，其认真细致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