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再发的岳母李毛珠回忆，从2013年开始，曹再发不再工作，他带着妻子，专心上访。几年里，曹再发一家四口人，工作的只有在深圳打工的女儿。

　　上访占据了曹再发大量的时间，他的儿子还在读书，因为父母经常离家，有一半的时间，他只能寄宿在外婆家。

　　作为镇委书记，朱军刚接触曹再发就遇到了麻烦。

　　2015年底，他刚到任上，曹再发说想见他，他回复没空后，曹再发告诉他，“我要去北京”。

　　朱军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鼎鼎大名的曹再发”，他早就有所耳闻，去北京没有别的意思，就意味着上访。

　　这是曹再发经常使用的一招，也是地方政府的软肋。多位汝城县政府工作人员告诉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曹再发只需公开扬言要去北京，地方政府就会紧张。

　　据汝城县有关负责人介绍，信访工作仍是各级政府的主要考核项目。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层层考核之下，压力传递到村一级。吴进良作为村主任，有一年扣发了4千元年终奖，他去县里理论，得到答复，“谁叫这个曹再发是你们江头村的。”

　　作为镇委书记，朱军不得不面对曹再发的问题。

　　据信访局副局长朱胜瑞介绍，曹再发具有一定反侦察能力，有意误导政府截访人员，“他会拿身份证假装买别的地方的票”。

　　一旦曹再发到了北京，地方政府就要马上派人去接。“曹再发在北京被发现，先通知湖南省驻京办，随后被带到收容所，市里的人再把他接到宾馆，我们再通知镇政府去接人。”朱胜瑞说。

　　维稳曹再发花费了地方政府大量成本。

　　“在北京他不肯回，他要钱。”一位长期接访曹再发的工作人员说，“有一次他上访用了一万多，政府就给了七万多。”

　　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2015年曾试图做曹妻朱孝云的工作，“我说两口子好好把握那笔补偿款，安分守己过日子多好。他老婆跟我说，这个（上访）跟做生意一样，但做生意有风险，这个（上访）没风险，我们又不打人，上面还会安排钱给我。”

　　“等不及”的妥协

　　钟玉龙向剥洋葱表达了政府的无奈，“像这样的人，明知道他的目的，到了特殊时期，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不要到北京去闹事。”

　　曹再发在北京上访时也曾试图制造大事。

　　2014年3月6日，正值全国“两会”，曹再发在北京散发写有“冤”字人民币。

　　对这件事，朱胜瑞回忆，知道曹再发的这个举动后，信访部门反而松了一口气，“压力轻松了，北京会追究他责任。”

　　不出所料，曹再发随后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随后，曹再发被释放后直到2015年初，因为在北京上访，他被拘留多次。

　　曹再发的姐夫陈顺立告诉剥洋葱，“曹再发曾说过，只要能达到目的，关起来也没什么。”

　　此时的曹再发，上访的真实原因令人捉摸不透。作为与他相识多年的媒体人，廖平（化名）一开始对曹再发抱有同情态度，底层、维权、强拆、上访，这些标签吸引着廖平关注。

　　但是深入接触后，廖平对曹再发表示了怀疑，“不太肯定他上访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