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后来您也当导演自己写剧本，包括您自编自导自演的《翔》，以及2000年您自编自导的《芬芳誓言》，atv，从演员到导演的转变，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王晓棠：1969年，我“被”特殊复员去林场劳动，那是我人生中最落魄的六年。但是在那段人生最低谷的日子里，所有在路上见到我的观众，认识的、不认识的，包括我的朋友、师长等等，任何人都鼓励我说王晓棠你要好好的，你将来还要给我们拍电影。因此我想，有一天我能回到电影岗位上，我只做一件事：回报人民。所以，当我1975年回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后，我想告诉全国人民你们支持我没错，王晓棠比以前更有本事，更努力，我能编能导能演。于是我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做《翔》。

　　1978年那时节，atv，“文革”结束不久，那时还没人自编自导自演，某些人认为太张扬、出风头，“电影界的饭菜都被一个人吃了”，但我当时就说，自编自导自演在将来会变成很普通的事。我想的是，无论你们说什么，我一定要把这个片子拍出来，只有拍出东西来我才能说话，这个过程特别难，但是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终于拍出来了。

　　记者：很多演员转成导演是不成功的，但是您的《芬芳誓言》就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以及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等许多奖项，您认为如何做个好导演。

　　王晓棠：我在做演员的时候，就很关注导演的剪辑和各部门的工作，老想多学点东西，尤其到了参拍《野火春风斗古城》时，在导演同意下我对分镜头剧本作了很多场次的修改，第一，我是演员出身，懂表演；第二，我导的片子都是自己写的剧本，我是对整个剧本最了解的人，我必须具备文学基础；第三，我是从摄制组里长大的，摄制组的每个行当我都清楚，这也是我当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基础。拍电影的各个部门我都很熟悉，因此我当导演的时候，会替每个部门着想。

　　记者：1992年，您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授予少将军衔，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进行着波澜壮阔的影片摄制，当时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有如此规模的军事巨片的电影拍摄，王老师您又成为了中国电影界杰出的电影出品人。

　　王晓棠：做厂长期间我有充分空间来培养新生力量。从做导演起，我一大特点是非常喜欢培养年轻人。那会儿我们八一厂多部大片同时铺开，全都上戏了，特别缺导演。我就想让一个电影学院毕业后分到我厂的年轻人做导演，他的院长、班主任听到说我要让他当导演，说你们厂长胆子真大，这个孩子可没有导过一场戏。但我最后还是坚持用了他。培养年轻人，你行就行，不行我会让你行。

　　我也是从年轻人一步步过来的，我相信年轻人是能够出息的，你要给他时间，给他条件，如果他成功了，你政治上要给他荣誉，要经济上给到报酬，业务上给他信任。

　　因此，在我当厂长的时候，应该说是尽全力使八一电影制片厂创造出了第二个辉煌。辉煌不是因为王晓棠了不起，而是她可以用人，让所有的人施展才华。

　　世界上总要有一种精神比钱更高贵做演员要有自己的底线

　　记者：在您的艺术生涯中，您是以当好演员、拍好戏为重的，这其实应该是艺术创作本来的初心，但现在我们的影视产业里，能够保有这样态度的人越来越少了。最近广电总局发声要出手遏制天价片酬和明星炫富，您如何看待这个事？

　　王晓棠：我知道现在其实也有不少好演员、好编剧和导演，但是天价的问题把很多好的东西淹没了。我们采访过一位科学家，就是现在被业内认为是中国“卫星之父”的孙家栋，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主设计师就是孙家栋，37年后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一号”的主设计师仍然是孙家栋，他为中国航天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正是因为有天上的卫星，我们的生活才能这么方便。我国科学界最高的奖金500万元人民币，孙家栋于2009年拿到了科学界最高的奖金。500万跟现在拿着几千万片酬的演员怎么比呢？有的演员一场婚礼一个亿，成比例吗？而科学家们一生的奉献，根本不是为了钱。

　　记者：科学家无私奉献的精神令我们动容，小时候我的愿望就想当个科学家，但现在的小孩都想当明星，想赚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