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的科学家2012年在国际上独立地首次提出CEPC-SPPC的设想，得到国际上的积极响应与支持。随后我们开展了初步概念设计，虽然有国际参与，但主要是以我们为主完成了《初步概念设计报告》。所以将来超大对撞机70%的工作将由中国人来主导完成，至少会与我们的出资比例一致。

　　高能所参加过1980年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设计与建设的专家都说，当年的困难比起今天的CEPC，只大不小。我们不会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有信心和能力独立完成CEPC。当然从国际合作考虑，还是需要放手一些工作内容。

　　至于未来第二阶段质子加速器的工作，我们目前确实经验不足，需要努力。但我们还有二十多年，实现“完成工作与出资比例相当”这个最低目标，以我们过去三十多年进步的记录来看，是可以完成的。

　　至于中国人得诺贝尔奖，我觉得无法预料，也不是国家对基础科学投入的目的。我们希望中国有一个CERN这样的研究机构，至于有没有希格斯这样的人去得诺贝尔奖，并不重要。

　　(七)杨先生反对的第七点理由是高能物理的前途在“新加速原理”和“几何理论”，不在大型加速器。

　　“新加速原理”确实是一个加速器发展的重要方向，也许将来几十年内能用于高能物理固定靶实验，或某些对束流品质要求不高的应用领域。在高能对撞机方面，无论是束流品质还是能量利用效率，都还有太长的路要走。高能物理不能等待这个新技术成熟。至于“几何理论”，或是“弦理论”，虚无缥缈，不是实验物理学家现在考虑的问题。

　　高能物理的前途在哪里，见仁见智。我们应该更多地听取科研一线新生代科学家的意见。(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王贻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