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的王佳芳曾经也想过要打破沉默。早在1981年，陈加钱劳改了6年出狱后，打听到王佳芳的婆家，花了几十元车费赶来马边县。看到陈加钱的时候，王佳芳刚从山上挖地回来，背着一个娃，牵着一个娃。

　　“听了陈老师在看守所和农场的遭遇，我便哭了。”王佳芳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她二话不说便同意改口供。她一边流着泪口述，同行的代理人一边写，然后她读过证词，在上面签字，按下指纹。

　　“谁知道，两年后又有人又找到我，让我改回原来的口供！”王佳芳拍着大腿说。工作人员严厉地说，改口供的话当年便是作伪证，陈加钱坐了6年牢，她也得坐6年。

　　王佳芳一听，浑身软了。当年她在村子里被人吐口水，她去铲河沙，同学说，“哪个要和你这样的人一起背！”她不想离开好不容易才搭建起的家。看着身边乖巧可爱的孩子，她脑袋一片空白，颤抖着在新的证词上签下了字。

　　一位接近雷波县司法局的人士证实了这件事。他在证词中写道：“他们去王佳芬（原文如此，王佳芳曾用名王佳芬）处威胁恫吓，叫王佳芬反坐6年，atv，一个农村妇女怎么经得住威胁，只有违心说，不是自己的意愿。”

　　那时，她的日子才刚刚有了起色。在马边彝族自治县，她的丈夫不介意别人的闲言碎语。生产队一放假，男人便去伐木场砍树，然后把150斤重的木材背下山。当时上山捡枯柴，一斤只能卖一毛钱，男人却给她买了一件两三百元的蓝色半褂衫。她也在家喂了两头猪，结婚两年还生下了两个娃娃。

　　“在那样的时候，我怕呀！哪敢再闹翻案！”数十年后，她对记者说。检察院的人走后，王佳芳每次回到雷波县的娘家，都不敢向人打听老陈家住哪，也不敢问他怎么样了。某一次，有人随口告诉她，“陈老师一直找不到你的电话”。她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

　　在许多个夜晚，她每次想到“陈加钱闹翻案还得再坐6年牢”，心里便打了个冷战。2013年，再次和陈加钱取得联系，得知他又因“伪造证据，进行翻案活动”被判3年后，她心中这块石头便越来越重了。

　　然而，这时她已患癌3年，刚从西安做了治疗回家。她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快不行了”，每天窝在床上或者沙发上，连地都下不了。她也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就像块木头”。

　　后来因为长期吃药，王佳芳的气色开始好转，能勉强走路了。终于“有了力气”的她，突然觉得，“再不翻案就来不及了”。更让她感到振作的是，生病的几年时间里，她每天躺在床上看法治节目，见证了赵作海案、聂树斌案等冤假错案的艰难反转。

　　尤其是今年2月，23年坚持申诉的杀人嫌犯陈满，被法院宣布无罪释放。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马兴奋地给陈老师打了电话。

　　“时代已经变了。”王佳芳充满希望地对他说。一个月后，atv，她告诉再婚的丈夫，自己要回老家看病。男人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将她送到车站。

　　脸色蜡黄、嘴唇发乌的王佳芳，抛下家里舒适的3层小楼，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和一双正在念书的儿女，坐了30个小时的火车和8个小时的大巴，从陕西谷府县颠簸回到老家四川雷波县。她租下10平方米的小屋，每天用小电饭煲炖上一点洋芋、南瓜、白菜和粉条，一边吃药，一边申诉。

　　王佳芳盼望着很快就能回家，然而，翻案并不像她想象的这么顺利。

　　3月18日，她将自己新的供词交到检察院，工作人员不收，她扔在桌上便走。6月29日，她再次去交审问她的区妇联主任李志荣的供词，发现他们压根儿没有受理她之前的材料。工作人员一再对她说，“这个官司没有打头。”

　　可是，王佳芳想不通，自己作为“受害者”，从来没有主动控告过陈加钱，他却坐了9年牢。如今，她来说明自己从未被陈加钱伤害，仍然没有用。

　　“真是求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陈加钱对王佳芳说。自从女婿被电死后，陈加钱只能靠帮人打官司，零零碎碎地挣点小钱，供养自己和女儿一家。而就在8年前，雷波县人民法院开始禁止他在该县做诉讼代理人。

　　这个“年轻时性格温和”，“对学生就像师傅般耐心”的老人，在情绪激动时，甚至会捏紧拳头，愤愤地说，“如果案子不能平反，我真的想去杀人！”

　　有时，王佳芳又会听到他颓然地感叹，“如果这个案子能扳过来，哪怕之后只能再活个一年两年，我都可以闭眼了。”

　　一个月前，检察院终于同意受理他们的案件复查申诉，并且承诺尽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