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和庚子之变的荣禄，对教民案件极为重视，深知“教堂赔款无非摊派地方，疆吏责诸有司，有司敛诸百姓。闹教之罚愈重，仇教之怨愈深，故一案未结，一案又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谓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有了不亚于革命家的深刻认知。

　　庚子事变之后，舆论对荣禄的评价进一步两极分化。诗人易顺鼎吹捧说：“斡旋补救，皆全仗吾师一人……试问使馆之保护，谁保护之？”严复向戊戌变法参与者张元济分析说：“荣仲华前用骑墙政策，卒以保全其首领。然平心而论……则非之可非、刺之可刺，故尚有一二节可以称道。”

　　而维新党人夏曾佑在《申报》发表的最具影响的评论则完全是负面的，认为荣禄在庚子间用“首鼠两端之术”为“长保富贵之谋”，实在是王莽一类的大奸臣。

　　荣禄与维新一派的世仇始于戊戌政变。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康梁党人都相信是袁世凯和荣禄的告密导致了政变。而近二十年来的史料重建，证明了慈禧训政早有计划。而荣禄在政变后“尽一切力量”挽救新政成果也是事实。当时新旧大臣的分野并不明显，荣禄可算“体制内维新派”，甚至事后李鸿章也以“康党”自居，被革命家章太炎引为奇观。

　　华裔学者房兆楹评价道：“荣禄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未曾想作过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通过观察庚子之变中荣禄的作为，可归入政治家之列无疑，并与其开奖直播朝臣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