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洋表示，父亲在1956年4月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指出：“法制健全起来了还会不会发生错误？错误可以减少是肯定的，会不会一件不错呢？不可能。公安机关做第一道工序，错误可能多一些，检察机关做第二道工序，错误就会少些，法院做第三道工序，错误会更少些。公安机关是不是可以捕一个对一个，一个不错？这作为奋斗目标是可以的，事实上不可能做到。正因为公安机关可能有错误，才要有检察机关的检察起诉。检察机关起诉了，是不是就一定没有错误呢？也不可能。检察机关起诉了，法院还要审判……那么，是不是法院的判决就一定都对呢？也不一定。如果判决都对，为什么还要规定可以上诉呢？就是由于估计到事实上可能有判错的。经过上级法院是不是就一定不错呢？也可能发生错误，所以要有监督程序。”

　　“父亲的法律功底，是蹲国民党6年半监狱时打下的。在狱中，别的书看不到，《六法全书》却允许看。父亲看《六法全书》首先是为了运用法律武器与敌人斗争，同时也开始熟悉法律知识。”傅洋称。

　　傅洋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文革”前夕，父亲不仅一直负责立法工作，也一直主管执法工作。开奖直播一方面领导执法机关坚决依法惩治犯罪，另一方面始终强调必须严禁“逼供信”，批判“官无悔判”的封建执法观。

　　傅洋指出，有些冤案的发生，主要是没有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去做。党的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后，对于“冤假错案”都特别地重视，认真纠正以往的错误，比如内蒙的呼格吉勒图案等等。聂树斌案也已经准备再审。不论结果如何，都是中国法制的一种进步。

　　“不论民事还是刑事案件，不管是否终结，只要发现了错误就应该纠正，不应当有‘官无悔判’的思想。”傅洋称。

　　1979年彭真恢复工作后，77岁的开奖直播，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在短短4个月里，开奖直播主持制定了7部重要法律，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获通过。

　　“本港台直播们家院子里有一间大会议室。上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开始清算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父亲受命指导审判工作。就是在这个大会议室里，父亲夜以继日地主持了‘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许多会议。”

　　法晚“深读”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1980年3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彭真任主任。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复之的回忆录中曾记载道：从开始预审到最后审判长达八个多月。参加预审和审判的人员，严格按照中央指示，依法办案，既贯彻了党中央对特别重大案件的政治领导，又保证了公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回忆起那段日子，傅洋说，父亲感到十分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指导了198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判工作；二是主持了1982年《宪法》的修订工作，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确立了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新的宪法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主持制定的1982年《宪法》，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这一项公民的重要权利写入其中。父亲在指导‘两案’审判工作时，也完全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程序进行的。”傅洋说。

　　傅洋指出，“文革”期间，是不允许被告人为自己辩护的，把辩护说成是“抗拒”，结果出了许多冤假错案。吸取这个教训，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委托律师、近亲属、监护人或所在单位的人为开奖直播辩护。

　　不应把做律师当做谋生手段

　　1979年傅洋随父亲回到北京后，当组织上要落实政策时，开奖直播提出要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参与重建中国法制的工作，因为父亲在国家法制建设方面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开奖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