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国资委因出具了一份关于朝阳市温泉疗养医院属国有资产性质的《说明》，日前被告上了法庭。原告原温泉疗养医院院长认为，正是依据这份《说明》，确认了温泉疗养医院属国有资产，法院以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等多项罪名，判处其18年有期徒刑。

　　据了解，辽宁省朝阳市温泉理疗医院原为朝阳市卫生局直属事业单位，牟某于2002年被任命为该院院长。2003年，该院被划出事业单位管理序列，成为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于2005年年底改制完成，成为民营企业。后经凌源市政府协议收购。2010年，院长牟某被刑事拘留。2011年年底，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朝阳市国资委出具的《说明》，认定朝阳市温泉理疗医院仍为国有企业，牟某犯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受贿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牟某有期徒刑18年。随后，辽宁省高院也以朝阳市国资委出具的《说明函》为依据，二审驳回了牟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因认为国资委职责是监督管理国有资产，而没有对企业性质做出界定的权力，获刑18年的朝阳市温泉理疗医院原院长提起了行政诉讼，将朝阳市国资委告上了法庭。要求依法撤销朝阳市国资委关于认定朝阳市温泉理疗医院为国有企业的说明文件。

　　而被告国资委认为，该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告的说明是其在刑事诉讼中应检察机关要求出具的一份证据。任何机关都有作证的义务。

　　2016年5月27日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以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了牟某的起诉。

　　2016年5月31日，牟某不服一审对此的行政判决，向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牟某的代理律师表示，尽管朝阳市国资委出具的《说明》是应检察机关的要求出具的，但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作出行政行为。这份《说明》将朝阳市温泉疗养医院界定为国有资产。国资委出具《说明》这一行为已经超出了国资委的职能，对案件性质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而且该条例还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协调其出资企业之间的国有资产产权纠纷”，这表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国有企业之间的产权纠纷，只能进行协调，无权对企业的产权进行界定。另外根据《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与其它经济成分之间发生的产权纠纷，由全民单位提出处理意见，经同级国有资产部门同意后，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依司法程序处理。

　　专家说法：行政机关做出的行为是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所副所长法治政府研究院王成栋教授在接受法制网记者采访时认为，凡是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做出的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具有可诉性。

　　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是对原告起诉的一个回应，是一种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根据相对人的起诉认为符合起诉条件应当予以立案。受理是审理的前提条件，只有受理才能审理，只要起诉人具有原告资格、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符合起诉期限就应当受理。

　　国资委是否可以担当行政诉讼的被告？根据《行政诉讼法》和2000年最高法院《若干解释》，诸如产权说明之类行为的可诉性已经确认，理论和实务均无疑义。行政行为的主体只要具有行政职权即可，无需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其实施的与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并对权利人的权益产生了实际影响，就具有可诉性。国资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是依法拥有行政职权的机构，依据监督管理职责作出产权界定，对相关企业权益有实际影响，符合可诉性要件，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审理。

　　本案中，如果确实因为朝阳市国资委出具的产权说明致使企业性质与实际不符甚至权利人被判刑或加重刑罚，那么就是这份说明函对权利人产生影响，其应具有可诉性。判断行为是否可诉的标准在于行政机关是否依职权作出的意思表示，是否对相对人产生了权利义务的实际影响，而不问其行为的外观是说明还是具体的决定。行政机关以履行作证说明义务为由，实际上行使了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之实的意思表示，即使行政机关履行作证义务，也不得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形成或确立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国资委的说明其实是一种行政确认或认定行为，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行为，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以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