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相关案件尚在审理之中，但徐学玲10年来的经历本身已经足够荒诞。她究竟是不是患有“精神病”？看似前后矛盾的几份“鉴定”证明，却总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当地政府需要以精神病为由对其管控的时候，她便被“鉴定”为“癔症”并关进精神病院；当需要通过刑罚对其处理的时候，她则被“鉴定”为“无精神病表现”，以扫除量刑障碍。

　　试问，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可以被如此“儿戏”般反复操弄于开奖直播人之手吗？

　　然而，这些年，类似的案例却并不鲜见。如《新京报》2008年12月8日曾刊报道《上访者的“精神病院”》，披露山东多位访民被鉴定有精神病，并被送入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其中，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信访途中，被新泰市泉沟镇镇政府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从泰安汽车站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被放出。一位医生对孙法武说：“本港台直播管你有没有病，你们镇政府送来的，本港台直播就按精神病来治。” 由此可见，“被精神病人”的“病情”是否好转，何时出院，不是医院的医生说了算，而是视“病人”态度的转变。这其实是“权力行医”的结果。在一些地方基层权力失范的背景下，精神病鉴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异化成了社会管控的“工具”。

　　当然，“被精神病”不仅可能成为地方基层权力失范背景下的管控“工具”，同样还可能被普通人利用。2010年10月15日，j2开奖直播就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当年3月，由于妻子的授意，家住济南的李元（化名）被精神病院工作人员强行捆送医院。这位“被精神病”者因此将精神病院和妻子告上法院。济南市市中区法院一审以“侵犯公民人身自由”为由，判决精神病院依法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这是全国首例生效的正常公民被当成精神病患者收治引发的诉讼。该案主审法官在判词中说：“如果精神病院可以随意强行收治病人，那么本港台直播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被精神病’的危险。”

　　的确，如果精神病鉴定、收治缺少基本规范，本港台直播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被精神病”的危险。遗憾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相关规范并不明确。就立法层面而言，于1985年便着手起草的《精神卫生法》，直到27后的2012年才被审议通过（2013年5月1日正式实施）。《精神卫生法》首次明确了“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并列出有权将公民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的主体，应该是近亲属，对查找不到亲属的流浪人员，主体才加了民政部门，只有“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开奖直播人安全的行为”时，公安机关才被列入。2016年6月8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进一步规范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管治制度。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条规定是，“强制医疗所凭人民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强制医疗执行通知书收治被强制医疗人员。”

　　公民“被精神病”事件屡屡出现，是法治底线的失守。宪法赋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意味着，未经法律宣告，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这些年，强制收容制度、劳教制度之所以被先后取消，也正是基于此。不经过法律宣告，对任何公民的“强制收治”与非法拘禁无异。精神病鉴定，关系到公民个体尊严与基本权利，必须通过司法程序来认定精神病人并作出是否需要强制医疗的决定，避免正常人被当做精神病人随意关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医疗鉴定权，也需有第三方专业机构介入，不能由地方政府下属机构垄断占有。

　　本报评论员 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