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多次请教研究武大樱花长达60年的萧翊华教授（2007年去世）以及武汉大学园林部门负责人，得知武汉地区栽种的樱花树寿命一般为50年 左右，1939年由侵华日军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樱花树，到了20世纪末确实已经全部死亡殆尽。不过，在此之前，武汉大学的园林部门多次以其为 “母本”，通过枝条嫁接的方式，大量繁殖出第二代、第三代樱花树，就“血缘”而言，正是侵华日军所栽樱花的“后代”，而并非另起炉灶，另外引种栽植，这种 “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怎么可能斩断得了？！

　　1973年，在中日恢复邦交后不久，有关部门的确曾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又名“福岛樱”、“青肤樱”等）转赠了20株给武 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然而，这批山樱花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与武大校园中占据绝对主流的日本樱花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品种。换句话 说，在通常情况下，一般的武大师生与社会公众在武大校园各处所看到的那些最具观赏价值的五枚花瓣的粉白色樱花，实际上都是1939年由侵华日军所种下的那 第一批“日本樱花”的后代，而它们与周恩来总理转赠的那些少量的“山樱花”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而所有那些言之凿凿地声称武汉大学现有的樱花主要由周恩来 所赠的人们，大抵从来就没有去往半山庐前亲眼见识一下真正与周恩来有关的这一小批山樱花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又有一些日本友人赠送给武汉大学一批日本樱花树苗，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不过，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 这批树苗的长势并不好，根本就无法取代1939年的那第一批樱花树种，成为校园内新的樱花树的主要育种基础与来源。直到现在，武大校园内的诸多新栽的日本 樱花树，仍然是在1939年那批樱花树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繁殖的。

　　综上所述，基本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尽管侵华日军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树确实已经死光了，但是，今日武大校园内的绝大多数日本樱花 树，仍是它们的“后代”。有些人仅仅只是因为第一批樱花树已不复存在，就要完全无视、抹杀掉这段历史，一厢情愿地把武汉大学校园樱花种植史的起点从 1939年篡改、推后到1973年，一方面掩耳盗铃般地刻意回避抗日战争期间校园沦陷敌手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另一方面又要极力攀附一位已故的著名 政治领袖，以至于在基本常识极为欠缺的情况下，将两种不同的樱花品种完全混为一谈，这种心态和逻辑实际上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套用一句时髦话来说，这就是典 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此，本港台直播们只需反问一句——若干年后，当周恩来转赠给武汉大学的这批山樱花也慢慢地全部死绝了，那武大樱花的历史又该从何说起？按 照相同的逻辑标准，某些人是不是就不能再继续咬定“武大樱花最初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转赠的”了？

　　退一万步讲，即使今日武大校园内所有的樱花树均与1939年的那一批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本港台直播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武汉大学校园沦陷于侵华日军之 前，这个地方原本没有任何樱花，日本樱花这一外来植物品种本来就是由侵华日军以“国花”的名义引入珞珈山的，而今天让很多武大师生与游客如痴如醉的“樱花 大道”之美景，不管它究竟有多么美丽，最早也是由侵略者“强加”给这个校园的，只是后来因为得到了历代武大师生的长期认可才得以一直延续至今的。因此，日本侵略者给武汉大学的校园烙上的这一“国耻”印记，乃是武汉大学的樱花洗不脱的“原罪”，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1946年秋，当武汉大学师生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流亡岁月与苦难生活，终于从千里之外的乐山千辛万苦地回到武昌珞珈山之后，看到这些侵略者留下的 遗物，想起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国恨校仇，不少人恨不得立即将其砍掉，不过，主张保留这批樱花树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但不论这些真正的“珞珈的先辈们” 当年留下敌国“国花”的初衷是什么，相信开奖直播们在九泉之下，看到如今的某些武大后辈们如此歪曲甚至粉饰那段屈辱的历史，一定会深觉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