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断反映：部分城市老师顶替农村边远地区教师名额评职称；教育部门故意扣下部分农村老师的指标，留着“走后门”。“我在乡下教过书，农村很苦，城里老师占用他们名额不公平。”

　　为这一大揽子的事，遵化市信访局和教育局的大门已经被她“踏平了”。

　　这并不是陈文艳头一回上访。

　　2004年1月她和当警察的丈夫买了一套房子，收房后，发现房子有问题，她就到处讨说法。

　　她成了公安系统的“敏感人物”，在车站一刷身份证就招来警察，为此，她不惜花六七百元打车到北京讨说法。

　　2013年10月13日，陈文艳被带到了唐山第一看守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

　　“说我敲诈？我敲诈谁了？”陈文艳对这个罪名完全不认同。她觉得，就是因为自己的举报触到了当地教育口的利益，才“被人给装进去了”。

　　陈文艳说，她前后的确收过大约四五千元，但那是学校和遵化信访局的领导主动提出给她报销的医药费和路费，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给钱都不回来”。

　　判决书送到看守所里，陈文艳气得直哭，当即决定上诉。“我没有罪。”陈文艳坚信。“判我勒索1万多元，太寒碜了。”

　　陈文艳服满刑期回家。一年没见，大儿子觉得妈妈“腰塌了”，整个人矮下去一截。

　　陈文艳轻了20多斤，整个人瘦得脱了形。“我是第一次知道人的骨头原来那么细。”陈文艳用两只手指比划着自己的小腿说，“膝盖下面就耷拉着皮。”

　　由于哭得太多，眼睛长期充血，她的眼球上还浮起了胬肉。进看守所的头半年，她都睡在冰凉的地上，落下了严重的腰病。

　　虽然出了看守所，案子一天不翻，陈文艳就觉得抬不起头来。不想见人，也不想跟人说话。中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没有人通知她这位老班长。

　　从看守所出来4天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撤销了原判发回重审，最终的结果又让陈文艳等了近一年。

　　2015年7月的最后一次庭审上，来了30多个她的学生。这些毕业生在QQ群里相约，来“给老师打打气”。

　　新的学期即将开始，急切想要重返讲台的陈文艳每隔几天就去催促主管院长下判决。8月28日晚上7点，守在法院的她一边让儿子从家里给她拿羽绒服一边用手机发微博：“遵化法院下个判决比生个孩子都费劲，生个孩子十个月就够了，这个案子都快十一个月了还没有下判决，遵化法院还有点儿效率吗？”

　　2015年9月4日上午正式宣判，陈文艳独自去了法院。听着审判长宣读到“被告人陈文艳无罪”时，她流泪了。

　　拿着无罪判决书走出法院，第一个电话她打给老母亲。“老天开眼了！”老太太在电话里哭。

　　如今，陈文艳觉得，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陈文艳一点庆祝的心情都没有，“都把我抓进去又放出来了，我反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遵化市教育局回复，根据她举报的情况，查出了8名通过异地参评获得高级教师资格的教师，并予以取消职称。但2016年的新年第一天，她仍然交上了一份《信访复查申请书》。

　　“是哪些领导帮助他们职称作弊的？只是简单取消异地评选就可以了吗？”陈文艳有诸多不满。

　　学校也不断冒出让她“看不过去”的新动静。这学期，学校出了“食不言，寝不语”的新规定，要求学生“吃饭不让说话，回到宿舍区不让说话” ，为这事，她打电话去呛主管教学的领导：“连看守所里都是查监时才不让讲话，把学生憋出病来怎么办！”

　　“你吧，就是太执着，太劳累，太费心了。”一个和她关系不错的学生家长劝她，“社会上就是你这样的人太多了。”陈文艳翻着眼睛顶她一句。

　　她觉得不后悔，至少现在，同事私下说，中考的环境好多了，职称的评定更加公允了，她觉得自己也算作出了一点贡献。“要改变总得有代价，没有代价还想有收获？”

　　她说，以后遇着不公平的事她依然不会“看开”和沉默。从开微博第一天起，她就在简介上写着：“做一个有良知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