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董磊是名副其实的骨干教师，教两个班的物理课，还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同时还作为学科带头人进行很多教研工作。他带的班，成绩总是在年级名列前茅。班主任是个特别操心受累的活儿，这个冬天，董磊总是腰疼，连着当了5年班主任的他申请下学期不再连任，可几天前领导找到他，说今年是学校拼成绩的一年，希望他能再多坚持一下，他同意了。也正是因为他在校内良好的口碑，他在校外培训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不管在哪儿，我都会尽全力把知识教给学生，这是最基本的师德。”董磊说，他并不认为在校外给其他学生上课就“有违师德”，相反的，能把自己总结的一套学习方法传授给更多的学生，不是更好吗？而自己收取合理的报酬，“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与董磊同样来自市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陈伟，则喜欢到处赶场讲课。熟识他的人都说，陈伟这几年买了房子，换了车。

　　早上8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晚上还有一场两个小时的讲座，这就是陈伟的寒假课表，他自嘲说，“满得连根针都插不进去。”中午，他得从城市这一端的培训班赶到另一端的培训班，午饭就用一个面包打发了。

　　很多培训机构都愿意请陈伟去讲课，他讲课个性鲜明，学生喜欢，更重要的是他的配合度高，业余时间比较多，愿意上更多的课，这几年恰好他辅导的学生总有考上名牌大学的，也让他的身价大增，成了几个培训机构争抢的“招牌名师”。

　　陈伟从不讳言自己靠讲课挣钱，“我有能力、有精力在业余时间凭本事赚钱，怎么了？！”他和妻子的父辈都是农民，前两年，妻子又生了一对双胞胎。一家人生活的重担都压在陈伟一个人肩上，这也是他比其他人更“拼”的重要原因，“我是个男人，谁都愿意有更好的生活，我也不例外；我付出自己的智慧、劳动和汗水挣钱，无可厚非！”

　　陈伟在学校也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不接受任何教学以外的工作，也不在乎各种评优。但他的语文教学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学生特别喜欢听他的课，教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地方。

　　孩子马上要初三了，数学学起来有点吃力，一直坚持没给孩子报辅导班的家长曹玉倩终于决定找个名校老师“一对一”给孩子补补。她发动全家动用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了一位重点学校的老师。因为是熟人关系，这位老师死活不收钱，曹玉倩心里直犯嘀咕：一次两次不收钱可以，可是长期下去，都不好意思把孩子往老师那送了。最后她还是买了一套价值不菲的高档护肤品套装硬塞给老师，“现在这个社会，礼尚往来很正常，凭什么老师就该一味付出！”

　　曹玉倩原本是家长中“主意正”的一个，她一直觉得只要孩子上课认真跟着老师听，不用上什么辅导班。直到孩子这次的期末考试成绩出来，数学才68分！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让她再也坐不住了。孩子回来说，班里同学几乎没有不在外面上课的，而且都暗暗较劲，比谁能到某某有名的老师班里上课。她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她内心还是挺纠结的，一来觉得老师给孩子补课，付出辛苦，收取费用挺合理的；但同时，她也在想，如果真的把课外辅导全都禁止，似乎也挺好的，这样大家也都不再较着劲儿到处找老师补习了。

　　这也是教育部门严令禁止有偿家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严禁有偿家教刻不容缓！”一所市重点中学校长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偿家教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反过来加剧了应试教育的不良竞争。

　　“对待有偿家教不应简单‘一刀切’。”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的李老师是一名中学特级教师。他认为，目前对教师的评价和管理体制并不完善，比如教师上班时间的界定、业余时间的身份和责任等，并没有明确的认定。因此，要想禁止有偿家教，首先要在政策上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他认为，应该严惩的是那些在课堂上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课上不讲课后讲并收取补课费的教师，“这是严重的违背师德。”而对那些用空余时间，帮助那些有学习需求的学生补习，并适当收取一定费用，也可以理解，“老师应该树立师德‘典范’，但并不等于不用‘吃饭’。”

　　他也提到，随着绩效工资的实施，现在教师工资也提升了不少，很多地方已经达到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因此，“老师不能把眼睛只盯在钱上。”

　　另一位教育专家则指出，造成有偿补课风行的原因，主要是地区间、学校间的师资水平不均衡，而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得到名师的指点提高成绩。在这种矛盾之下，简单地禁止有偿补课，必然造成禁令出台后的“执行难”。

　　他认为，现在唯分数论的升学考试评价方式，导致了家长和学生把目光全都集中在提高成绩上。“但这并不能怪家长，而应靠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建立一个更完善的机制。”

　　因此，治理有偿补课，不能仅靠一个禁令，而需要配套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对教师的评价和管理机制的完善，以及对学生升学和评价方式的改革等，否则，还将是一道“最难执行的禁令”。

　　（应采访对象要求，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