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世蓉：我直接向两级法检机关寄发特快专递18封，挂号信7封，托人给最高法、最高检转交材料3次，3次到最高法反映情况。第一次是2004年12月21日，早晨6点不到就出门，转乘2趟公交车到最高法。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新京报：这些行动反响如何？

　　程世蓉：2005年两会期间，最高检的三位官员做客新华网，我向最高检渎检厅陈连福厅长反映陈满案，之后就有长达三年的交流。我还和最高法副院长苏泽林有过邮件的交流。

　　最高检和最高法的介入，让我一度觉得有希望能尽快翻案。

　　波折

　　改变策略 转向求助公众

　　新京报：后来出现了周折？

　　程世蓉：2009年5月，陈满父母收到最高法院的信函，决定对陈满案不提起再审。最高法的这道门关上了，我很绝望，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新京报：你已经上了年纪，最困难的时候，想过放弃吗？

　　程世蓉：陈满的父母眼巴巴地盼着我，两位老人都80多岁了，每隔几天就给我电话，有时不敢直接问进展，只是给我请安。我能忍心放弃吗？

　　还有陈满的同学和朋友，前后捐了10多万善款，他们是我召集起来的，每笔捐款我都记在本子上，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失望。

　　新京报：司法机关这条路断了，你又想了哪些办法？

　　程世蓉：我改变了策略，转向求助公众。2011年我专门为陈满案开通了微博，还写了首打油诗：“只为有话今开博，唯信神州侠士多。阴霾定有散开日，不信神马浮云说。”

　　在微博上，我主动加了很多法律界“大V”，经过2年多的坚持，得到一些有影响的律师和媒体记者对陈满案关注。2013年10月，我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陈满案的案情介绍，阅读量有4.5万，能有这样的关注度我已经很知足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陈满案有了真正转机？

　　程世蓉：2013年7月，这个案子进入“洗冤行动”的视野，以李金星为主要推动力量，成立了一支志愿队伍。专业律师团队介入后，召集法学界、律师界、媒体界40多人开陈满案研讨会，在海口声援陈满案的自行车慢骑活动，向相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发出呼吁信等。

　　2015年2月16日，陈满的律师收到最高检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平反

　　稻草叠加的力量

　　新京报：冤案得以平反，你觉得最大的推动因素是什么？

　　程世蓉：是民间力量，专业律师奔走，网友加入讨论，他们的执着让我感动。陈满的父母把我视为救命稻草，我把律师看做救命稻草，这是一根一根稻草叠加的力量。

　　新京报：这些年，你感觉中国的法治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程世蓉：11年漫漫申诉路，我能感觉到有一种看不见的正负能量，在纠缠与对撞。

　　新京报：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吗？

　　程世蓉：2006年，有个检察官收到案情简介后，邮件回复我：“请代问备受心灵摧残的陈满的父母亲好！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也有不负责任的人，最让我生气的是陈满案的一审审判长，2014年他还对媒体说，“我对这个案子太有信心了，绝对是陈满干的。”

　　新京报：你从陈满案中收获了什么？

　　程世蓉：最高检能对案件提出抗诉，启动再审程序，法院最后能做出无罪判决，有错必纠，我感受到了司法进步的力量，对中国的法治更有信心了。

　　有人说我是陈满冤案平反的英雄，我不看重这个。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习了大量的法律知识，加深了对法律的理解。研究法律案件，比电视剧还好看。

　　我还认识了一大批正直的朋友，他们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善。

　　新京报：家人对你的行为支持吗？

　　程世蓉：我老伴支持我，还陪着我去海南、四川。两个女儿一开始不太支持，担心我被某种黑暗势力伤害。

　　陈满案平反后，两个女儿在朋友圈刷屏。小女儿写了一段话：“狄更斯说：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辈。我妈十几年的努力，不光在拯救一个人和一个家庭，也是用自己的行动在说：一个普通人如何不成为一个庸碌之辈。

　　新京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程世蓉：休息调整一下，再做打算。我会一直关注法律案件，这是个人兴趣和价值所在，有的老人愿意跳广场舞，我愿意关注冤案。我相信社会是往前走的，要靠一件一件的事情来推动，我愿意贡献余晖，在做事的过程中我很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