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乡的父母们就像火车上的崔阿姨一样，在外拼命打工挣得钱，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不舍得穿，为的就是实现家庭财富积累的最大化和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自从儿子出生的那一刻起，父母就已经开始为儿子操心，为将来娶媳妇做准备，因为儿子娶不到媳妇打了光棍，不仅父母自己一生愧疚，死不瞑目，就是周围的庄乡邻里也会在背后指责父母无能。而如果做父母的贪吃爱喝，存不住钱，村庄社会舆论就会指责父母不正混，家里没有钱，也没有人愿意给其儿子介绍对象。

　　而宜昌秭归的地方文化与此完全不同，相比之下父母为儿子操心的太少，父母的人生任务主要是将儿子抚养成人即可，儿子娶媳妇结婚主要是他自己的事情，父母在有能力和顾好自己生活前提下，才会辅助帮忙娶媳妇。而结了婚后，父母一般也不会帮忙带孙子，一代人只管一代，带孙子是儿子自己的事情。因为代际之间并没有资源向下传递的压力，当地人注重家庭财富的积累，挣得多花得多，挣得少花得少，挣多少花多少。令笔者惊讶的是调查的一个村庄家庭存款在5万以上的居然不超过一半，还有很多家庭住着土房子。

　　在秭归调研，一个30来岁的男青年在北京服装厂做技工，2015年收入为9.6万元，这是相当高的，甚至比很多高校毕业生都要高很多，但是除掉开支只剩下1万元。还有一户70多岁的老太太，有一个儿子40多岁，光棍，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的生活享受。在家种田养了三头猪，卖了一头，杀了两头当年猪，当问及杀两头猪吃是否太多，她惊讶地说：“家里三口人杀两头猪，还划不到一人一头，怎会多呢。”此外，她每天要喝一斤白酒，一个月抽一仅烟，顿顿都有肉，“想吃肥的有肥的，想吃瘦的有瘦的”。这要是放在我的家乡，大家绝对是不能理解的，就会觉得父母太不会做人了。两地对比，宜昌秭归的父母生活的轻松安逸无压力，注重生活的享受，生活水平高；而皖北的父母们不仅压力大，还生活的相当简单粗放。但另一方面，秭归农村却形成了普遍的贫困积累和大量的光棍，笔者调查的一个自然村落不足200人，30岁以上的光棍却高达22人。而皖北村庄的光棍却普遍比较少，父母虽然压力大甚至为儿子结婚而负债，但是子代却因为结婚都有了第一桶金，拥有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和机会。

　　三

　　阎云翔曾提出兄弟之间因为竞争通过婚姻索要高额彩礼来实现家庭财产的提前转移，最后的分家就只是一个形式了。但我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在我的家乡即使一个儿子也同样索要高额的彩礼，这仅仅用社会性面子是不足以解释的。特别是现在女儿相亲提出来了更进一步的要求，两个儿子的都不愿意给相亲见面的机会了，彩礼不断水涨船高。

　　天价婚姻：为什么中国乡村娶妻成本越来越高？

　　随着市场的自由开放和农民对市场参与的深入，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的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同时全国性的阶层分化也已经出现。面对着阶层分化和社会地位竞争的压力和焦虑，对于女性而言，婚姻的性质发生变化，婚姻由目的变成了现在的手段，即实现阶层竞争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手段。所以现在即使是独子，女性也要索要楼房和高额彩礼，不再是兄弟之间竞争家产，而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有一个人要了20万的彩礼，大都会效仿和跟进，因为索要的高额彩礼并不是给女方父母，而是属于女方小家庭，第一桶金就可以存到银行。同龄人都要那么多，你若不要，在社会竞争的比赛中你就要落后，一步跟不上，可能步步跟不上。彩礼的不断跟进，至少能保证年轻人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和性别比的结构性失衡，中西部农村的女性资源在流出，就会进一步抬高婚姻的成本。娶外地媳妇很容易跑婚或离婚，娶个媳妇的成本太高，媳妇一旦跑了，父母很难给儿子再婚，那么家庭也就很难再翻身，所以就加剧了对婚姻市场中本地女性的竞争，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要价也越来越高。现在的农村经历了几千年历史从未有的丰裕，但同时中西部农村也构成了中国庞大的底层社会。在阶层分化与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重有限的限制下，农民对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竞争的压力，唯有通过婚姻向家庭内用力来实现压力的转移。高额的彩礼、家庭组织和家庭伦理的变革，正是农民对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竞争焦虑的不自觉适应，也是底层社会的竞争策略。生活在村庄中的农民，头脑中没有阶层的意识，更不知道阶层的概念，但是他们在熟人社会面对面互动中却感受到的是深刻的竞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