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聚焦，使得李亚恒得到了救治，他的家庭，也因此而得以改变。他的哥哥李亚辉更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但他多年来一直努力打工挣钱救治弟弟，令人动容，这也是我们选择陪其回家过年的初衷。

　　15年前，当我还是《城市早报》记者时，春节前的选题荒成为当时全国大多特稿记者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为了完成任务，我当时找到租住在报社附近的一名破烂王陪其回家过年，节前发了一个整版的“记者陪破烂王回家过年”。

　　第二年春节前，已经合并至《大河报》的我仍然面临着“选题难”。这一年，我与报社另外三名同事一起，分别找到了四名民工，陪他们一起回家过年，这四名民工来自省内东、西、南、北四个不同区域，所从事的职业分别是建筑或餐馆……接下来的这些年，每年的春节前，我都要挖空心思地为这个“三陪”做包装，有时是从郑州找到来自全国不同省的民工陪他们回家，有时是找在全国各地打工，但春节都要回到河南过年的民工陪他们回来过年，直到让新生代大学生陪珠三角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回家过年……

　　2012年春天，在中山大学驻校期间，我与中山大学联合成立“陪民工回家过年工作坊”全程指导十名学生参与报道，最终有十篇体验式报道在《大河报》刊出，如今这些作品仍挂在中山大学的校园内。这一系列报道，不仅在新媒体上引起热议，还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海峡都市报、华商报等媒体的关注，无疑也是对这次活动的一个肯定。

　　转眼15年，我所陪的这些农民工生活有无因为我的报道而发生改变？我不知道，《大河报》的读者会不会因为我的这些体验式报道而对民工这一群体另眼相看？我不知道，每年的这些报道中，专家的点评是否会触动某些决策者，让他们在接下来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关注一下这些底层劳动者？我更不知道，我的这项坚持了15年的体验式报道，还有无坚持下去的必要？

　　15年来，每年我都会在春节前返乡流最大的时候，跟随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回家过年，甘肃、北京、大连、广东、福建、山西、江苏等地。所陪同的农民工身份也各不相同，有砖瓦厂工人、打工子弟学校老师、食品厂工人、木匠、钢筋工……

　　我们无力描述所有属于“民工”范畴的人，但异曲同工的返乡之路洋溢着他们共同的命运情感。在民工返乡的茫茫人海中，我们选取李亚辉这样普普通通的农民工，陪他们回家过年，以期利用记者的亲历和感受，记录下他们的迷茫与兴奋，欢乐和忧伤。

　　(记者 朱长振 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