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被杀害后，老根设想过无数种找到凶手的方式。没想到，最终帮他了却心事的，是两枚半截小拇指长的烟头。

　　它们已经干瘪，黄色的水松纸褪色发白，看起来与被人丢弃的烟头没啥两样。然而，案件真凶的身份信息就藏在上面，一藏23年。

　　从人们叼起香烟的那一刻起，烟头就被印上一串数十亿比特的生物密码。这些信息来自粘附在烟头表面的嘴唇上皮细胞。在刑事案件中，只要找到这串密码特定的数据节点，就可以在茫茫人海中锁定某一个人。

　　一个月前，凭借这串密码，江苏宜兴警方侦破了老根家的入室抢劫杀人案。两枚当年甚至没被视作“有效证据”的“大前门”烟头，解开了这道23年的难题。

　　“1992年案发时，我们压根儿没听说过啥叫‘DNA’，只是尽可能地提取现场证据。”当年参与侦办此案的技术民警戴崇谊说，“现在技术发展太快了，只要证据保存好，一切皆有可能。”

　　两枚在工作笔记里夹了二十多年的烟头，让老戴想起那桩命案

　　2014年一个夏日，戴崇谊从满满当当的办公室书柜里抽出一本工作笔记。这位技术员已经快60岁了，还有半年就要退休。

　　那些封面一律漆黑的本子记载着数百宗案件的证据鉴定过程。离开岗位前，老戴决定把经手的案子过一遍。

　　在过去30多年中，他的这双眼睛，“扫描”过无数发丝、掌纹、脚印、车轮留下的痕迹。翻开那本笔记时，倒映在他老花镜上的，是两枚已经压扁的烟头。

　　老戴一下子怔住了，记忆开始不断回溯。最先闪过他眼前的，是案发现场，鲜红的血液像油漆一样泼在灰色的墙壁上，非常刺眼。

　　在受害人老根的回忆中， 1992年7月一天半夜，两个年轻男人闯进他家。五十多岁的两口子下楼查看，被正在行窃的歹徒用木棒击倒。妻子在血泊里一动不动，老根装死才躲过一劫。

　　“那俩人都是男的，身高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年龄二三十岁，说河南话。”这是老根能提供给警方的所有信息。

　　在案发现场提取到的唯一有价值的证据，只有一枚印在年历画上、带有血迹的掌纹。

　　无锡和宜兴两级警方几乎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侦查。他们在案发地周边先后采集了5000余份指纹、掌纹，并在现场外围进行搜索。最终，两枚烟头分别出现在两公里外的粪坑边和山芋地里。

　　“凭肉眼就能看出全部价值了。”把烟头装进物证袋前，戴崇谊扫了一眼上面的商标，那个牌子符合警方对嫌疑人“外来务工人员”身份的推测。

　　那时的戴崇谊还不知道，就在案发前一年，“DNA指纹图谱”技术引入中国，公安部第二研究所已经开始利用这项技术进行亲子鉴定、个体识别等工作。

　　1985年，年轻的英国遗传学家亚历克
杰弗里斯在实验室意外发现：尽管每个人的DNA差异不大，但在某些区域，存在会重复的序列，每个人重复的次数不同。在与DNA的酶切片段杂交后，可以获得长度不等的杂交带图纹，即“DNA指纹图谱”。

　　作为第一代DNA鉴定技术，完成检测需要大量样本，必须是一块完整的组织，或者一管新鲜的血液。

　　“烟头上能提取出的DNA十分微量，当时的技术条件做不出什么结果。”中国科学院首席DNA鉴定科学家邓亚军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公安系统能做的生物学证据鉴定，大多只是查验血迹的ABO血型。“基本停留在蛋白质分析水平。”邓亚军说。

　　因为缺少线索，这起抢劫杀人案成了悬案。两枚烟头也被戴崇谊装进物证袋，夹进了笔记本里。案子多了，笔记本慢慢挤满了办公室的档案柜。

　　在和系统数据比对了一年之后，烟头上的信息让真凶从电脑屏幕上弹了出来

　　老根学着适应一个人生活。

　　“老伴刚走时，我洋火都刮不着，饭也不会烧。过年过节都要讲这个事儿，我心里哪受得了。”他说。

　　要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了十六七年还能破的案子，老根会“整个人都欢喜得很”。

　　只是时间不再等他。他的满头黑发变得花白，挺直的身板佝偻了。再看到破案的电视节目时，他也不再期待了。

　　那两枚烟头随着刑侦大楼搬了3次家，经历了6任刑警队长。它们一直沉默地躺在戴崇谊的笔记本里，等待有一天，凭借某种方式说出真相。

　　就在这二十多年里，我国的“DNA鉴定”技术取得了快速发展。2000年后，第一代“DNA指纹图谱”技术逐渐被“荧光标记多基因座STR复合扩增检测技术（简称STR技术）”取代。相比“前辈”，这项技术仅需要少量模板DNA就可满足各种鉴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