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当然要隆重指出一点，打人不对。而且这次打人事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预谋的。李思涯打人的过程中，有人负责拍照，有人负责发传单。据知情者介绍，李思涯出此下策也是万般无奈。该匿名消息称，李思涯“学术成果突出，而且教学有方，但聘期将满，六年晋升无望，面临解聘，且在向校方申诉数次无果的情况下，被迫出手。”消息还称，“该事件是高校广大青椒（青年教师）艰难处境的折射”。

　　据介绍，我国现有“青椒”90万人左右，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比例60%以上。他们的生存状态被归纳为“三低”—地位低、职称低、收入低。当然，这是针对大学教师群体而言，与我等穷人无关。既然有这样的生存状态，自然就会有不满爆发出来。记得2014年底的时候，四川大学历史教师周鼎，因在网络上发表《自白书》痛斥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沉疴顽疾，而“始料不及”地成为网上话题人物。周鼎的话语激昂：“学生的数量比学生的质量更重要，因为高校经费的划拨与招生数量有关，与毕业质量无关。”“最牛x的教师是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人，而不是拥有最多学生听众的人。”“一所高校就是一座衙门。”……

　　周鼎要表达的问题和李思涯差不多，他被所在学院推举作为公共课教师参加副教授评审，最后被告知因工作年限、工作量不够而落选。他此前多年未参加职称评审，因自知科研成果和论文数量不达标。在2000多字的长文中，周鼎直刺高校三大“软肋”：教学质量每况日下、教师评职称重论文轻讲课、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申报课题、拿课题经费。

　　周鼎和李思涯的困境，毫无疑问都来自目前的职称评定标准，所不同的地方，或者说表现出不同的地方在于，周鼎针对整个体制发声，而李思涯则把气撒在了某个个人身上。为什么是甘阳？恐怕是因为他拥有评审权。甘阳是一位在学术界颇有争议的学者。因为缺乏具体的细节，所以我们不清楚他对李思涯评定职称的阻挠是因为李思涯确实不具备这个资格，还是他们之间有着严重的学术分歧，但结果起码证明了，现有的评价体系无法让一位教师心服口服。

　　即便跳出这个具体事件，我们也能够观察到，现有的评定标准正在异化成某种工具。2010年，《南方周末》有一篇报道“教授的围城”，详细地描述了教师职称评定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首先被套牢的是学校，“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有的学校还设立“学术驻京办”。接下来，学校的压力就转嫁到了教师身上，尤其是青年教师，文章称：“潜规则是，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

　　再接下来，这种压力造成了青年教师队伍的分化，或者说分层。在文章《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忧思录》中，作者艾青椒（这名起的）指出：

　　一些人迅速地熟悉体制运作的逻辑，如鱼得水地在学院体制里“上行”，获取各种类型的课题、人才计划等，形成了良性循环。另外一部分学人对学院的体制化和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种本能性的心理抵触……这部分青年教师，毫无疑问面临着物质生活较大的压力，在上述春风得意的青年教师的映衬之下，他们在物质生活、学院内的知名度和成功指标等各方面都有强烈的落差，逐渐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或者一种愤愤不平之感。而在分化与分层的大背景之下，能够获得体制内巨大资源的个体往往是少数，这就难免造成学院体制内一个巨大的“失意者”群体。

　　我们不能简单地讲这是劣币驱逐良币，但显然在这样一个像拧螺丝一样“折腾教授”的氛围中，学术的自由度和专注度都很难得到保障，杰出的学术成果也很难在此间生长。

　　其实改革已经呼吁很多年了，但仍然进展缓慢，这恐怕是因为既得利益的阻力太大了吧。然而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在未来的日子里，如今的“青椒”们，一部分会断送他们的教书生涯，一部分则会成长为新一代的既得利益者，继续固化这个体制。改革者有之，2010年7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出台，该计划称“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说：“我把压力转嫁到我这里，有可能短时期杭州师大的排名靠后、指标低，但从长期看会见成效，会出《红楼梦》这种作品，比出多少论文，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