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项抵扣的核心问题，还是抵扣的公平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缴纳个税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仍有较大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专项抵扣视作一项补贴的话，就意味着受益的人群较少。比如抚养扣除项目，收入达不到缴纳个人标准的低收入群体就无法享受，因此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统一发放育儿补贴的做法更为公平。

　　专项扣除还要考虑信息或者说征管成本。比如说赡养扣除，需要考虑这个老人是否有退休金、名下是否有其他财产或收入、多子女家庭赡养支出的分摊等问题，如果赡养扣除可以有效引入当然公平，但问题是，现阶段的征管成本可能会非常高。

　　时代周报：很多房奴都很关心“首套房贷款利息支出将纳入专项抵扣”的预测，你怎么看？

　　张斌：首套房贷款利息的扣除，涉及对住房这一基本民生问题的税收待遇。就满足社会住房需求来说，有三种基本情况：一是贷款买房、二是租房、三是使用自有资金买房或已还清贷款。首套房贷款利息抵扣，需要首先考虑如何实现这三种住房形式之间税收待遇的公平。即使首套房贷款利息支出可以抵扣，也需要明确抵扣上限。

　　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都不相同，有的国家就没有设立过这一扣除项目，有的国家设有这项扣除且规定了明确的抵扣上限。

　　税改方案应以数字说话

　　时代周报：目前，高收入者普遍认为45%的税率偏高，个人税负重但没有在教育、医疗方面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很多优秀人才选择出国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个人税负重而没有相配套的社会福利。同时，个人工资薪金所得最高边际税率过高，适用标准过低，也不利于中国吸引高端人才。

　　张斌：在中国现行分类税制下，45%是工资薪金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45%的税率属于较高水平，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相当，但高于美国的39.6%（特朗普提出的个税改革方案计划将其降至33%）和韩国的38%。

　　从吸引人才、鼓励创新的角度，未来个人所得税改革可以考虑适度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如由45%降至40%或35%。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当前个人所得税的规模较小，2015年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6.9%。未来，要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规模及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从而实现“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改革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意味着要进一步提高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法定（名义）税负，相反，提高个人所得税规模应在适度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和法定税负的同时，通过“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促进税制本身的优化，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纳税人遵从度，从而实现税收负担公平分配前提下的应征尽征。

　　时代周报：每次个税改革总能掀起热烈讨论，如何看待税制顶层设计与民众讨论之间的落差？

　　张斌：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税，相对于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更能引起纳税人的关注，这也是纳税人意识逐步提高的表现。

　　任何税制改革方案，首先要努力保证方案本身的科学性。税制改革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个税种的改革，不仅涉及与其他税种的关系，还直接影响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

　　如果一个税制改革方案是减税，往往就受欢迎，但一个完整的减税方案，除了应当说明减税的规模、减税受益群体外，还应明确减税后是否要减少相应的财政支出，减少哪些财政支出；如果不减少支出，那减收的部分，是通过增加其他税种的收入弥补，还是通过增加赤字扩大国债发行来弥补？如果是通过增加其他税种收入来弥补，那究竟是哪个群体的税负会因此增加？

　　社会公众对个税关注的焦点是税负问题，但中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6.9%，要实现税负的公平，应当着眼于包括各个税种在内的整体税收负担的公平，如有必要，社会保障缴费、政府性基金等也要一并考虑。仅就个税论个税，难以保证方案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个税改革是一个复杂又敏感的话题，跟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需要认真研究，用数字说话，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努力求得最大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