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尝试过第二种方法，并取得成功。但是，这种选择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存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今非昔比，这个条件目前在中国已经很难满足。

　　央行目前采取的是第三种方法。这种方法的问题是：逐步贬值意味着贬值压力不能得到一次性释放。事实上，自从2015年12月央行正式公布CFETS指数以来，只有2016年2月和7月，收盘价小于开盘价平均值。其他月份收盘价均高于开盘价（直接标价法，上升代表贬值），表明市场始终存在人民币贬值压力，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也从未真正消失。2016年10月，收盘价每日平均贬值40个基点，达到"8·11"汇改以来最高值。

　　既然贬值压力不能消除，贬值预期也就无法消除。而且，即便国内外汇市场不存在人民币贬值压力，如果美元指数上升，按照新的中间价定价规则，人民币也会贬值。因而，只要存在美元指数上升预期，就会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远期合同市场的供求失衡充分反映了市场上的人民币单边贬值预期，贬值预期也反映在人民币的波动率上。

　　缓慢贬值政策的重要缺陷

　　贬值预期的长期存在必然鼓励更多的资本外流，从而大大延长贬值压力的释放过程。不仅如此，在缓慢的贬值过程中，当一部分贬值压力得到释放后，新的贬值压力又会出现，导致更多外汇储备的损耗。自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大家都说要打掉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预期，打而不掉，结果国际收支不平衡迟迟得不到纠正，资源的跨境、跨时分配严重扭曲，大量热钱流入中国进行套利、套汇。人民币的升值过程持续了至少十年。贬值过程又要持续多久呢？在长期的缓慢升值过程中，中国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在自2014年开始的贬值过程中，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用掉了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这种速度，如果贬值过程再拖下去，我们还有多少外汇储备可以使用？

　　不能把外汇储备的减少简单说成"藏汇于民"。当年在升值预期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建立"中投"、提高居民换汇额度是"藏汇于民"。但是，当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通道的时候，已经损耗的外汇储备中的相当部分（不是全部）并非"藏汇于民"，而是资本外逃。事实上，相当部分外汇储备已经转化成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的房产，转化成为国内外投资者、投机者的利润。拒绝让人民币贬值到位，客观上是拒绝提高资本外逃成本，甚至是鼓励资本外逃。

　　缓慢贬值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缺陷是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在2016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中指出："若频繁降准会大量投放流动性，促使市场利率下行……，导致本币贬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下降。降准释放的流动性越多，本币贬值预期越强，就越是会促使投机者拿这些钱去买汇炒汇，由此形成循环"。这表明，即便采用了新的汇率形成机制，对贬值的担心依然严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近期人民币汇率急速贬值，并没有分化预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贬值预期。这种一致性预期对央行的货币政策造成严重掣肘。

　　加强资本管制下，

　　人民币贬值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

　　为了减少外汇损耗，尽可能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在引导人民币逐渐贬值的同时，央行大大加强了资本管制。加强资本管制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情况下，资本管制必须加强而不能削弱。但是，资本管制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例如，换汇限额是一种直接的管制，托宾税是一种间接的管制。应该更多运用间接的方式，尽可能减少资本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加强资本管制十分必要，但资本管制的副作用也是巨大的。例如，我们发现，货币当局实施的宏观审慎政策虽然打击了利用远期售汇合同套利的投机者，但是，也让整个远期市场陷入萎靡，签约量远远低于"8·11"汇改之前，客观上增加了企业避险成本。人民币贬值（不是预期）本身是遏制资本外流和外逃的重要手段。人民币的贬值将减少资本管制的压力。

　　人民币贬值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根据国际文献，货币大幅度贬值，如贬值25%以上，主要会产生四个问题：通货膨胀；银行资产负债表币种错配；主权债务危机；企业外债危机。我国只有第四个问题比较突出。在过去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中国企业借入了较大规模外债，一旦人民币贬值，atv直播，企业的人民币计的债务有可能会急剧上升。不过，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企业外债已经大幅度减少，应该不会因为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而受到不可承受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