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浩也发文表示，叶檀自己后来说这样写是为了这些城市更好地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所有这些城市里的人，都应该感谢作者。只是，文章落笔缺乏理性分析和建设性意见，而是径直立论。如果没有充足的数据和事实并进行理性分析，或者就某些城市遭遇一时的困难进行分析，就对城市前途下断语“最无前途”，那肯定是不妥当。

　　谢浩认为，对于其他城市，我没有发言权，而对于温州改革发展的过程，工作经历造就了我见证者、参与者、研究者合一的独特优势和发言权。对于“最无前途城市”一文中“温州此前的特色成为其发展之源，现在则桎梏了温州的发展”的观点，文章并没有准确地点到温州发展的主要特色，只是举了城市缺乏规划、温州人圈子、教育、有钱、文化等几个方面。至于她所举的这些方面是不是温州发展的桎梏，其实大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如果由此推论出“最无前途”，显然是草率的。同时，将温州与深圳、北京等移民城市做所谓的比较，这本身就立不住脚，这里也无需讨论了。文章是这样说的——“只有深圳、北京这样的移民城市才能合最优秀的人才之力，而在温州当地却很难做到，温州不是一个开放的移民城市”。以这种推论方法推论某城市“最无前途”，那就几乎让人怀疑文章作者的本真了。

　　谢浩还称，“最无前途城市”一文以“人口流失、只有几个国企主导、人均财富占有量低，教育相对不发达，相应的消费数据较低”，作为其筛选的标准，这里就更加暴露出作者对温州改革发展的历史了解过少。温州向来以“走出去”闻名于世，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占有量一直以来就是大多数，以前人均财富占有量、消费数据等本来就低，如果就凭这些作为评价城市“最无前途”的标准，那么又怎么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发扬“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精神，从名不见经传的落后城市走向令全国瞩目的“有前途”，创造了具有全国性、典型性、奉献性的生机勃勃的“温州模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市场经济发祥地的呢？

　　对于叶檀的文章，温州本地媒体《温州商报》在10月26日也刊发了回应文章。该文用数据回溯了温州的发展：改革开放前30年间，国家给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5.95亿元，仅占国家对浙江全省投资总额的3.24%，仅为宁波的1/4。也正是这样的条件下，温州创造了无数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全国第一；不良贷款连续第三年“双降”，自2012年以来，全市累计处置银行不良贷款近1500亿元，逾期贷款占比创近三年内新低；

　　2012年以来，温州GDP增速从全省垫底逐年提升，到今年9月份，实现GDP同比增长8.3%，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增速1.6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三……

　　“我认为对于温州是否还有前途的判断，开奖，不能只基于眼前的阶段性表象，更不能主观臆断，而需要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去分析。叶檀文中所提及的其他城市大多曾经资源充沛、优势独享却走入了困境，而温州原本是一个资源匮乏、交通极其不便的贫困之地，却通过自身率先改革领跑绝地反击，一跃成为中国的财富之地。过去温州靠自己的倔强拼搏抢得改革的先发优势，今天各地改革风起云涌，温州受地域、资源的客观限制，改革的现对优势弱化，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人永远能够始终保持百米冲刺，这是对温州的苛求。事实上，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性城市，温州经受了更加彻底的市场经济洗礼，改革的基因早已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温州当然也会遭遇新的挑战和阶段性困局，但只要春风乍起，便又是一片灿烂。”胡宏伟向澎湃新闻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