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尽管对宏观调控手段有所调整，但也不能就此断定这标志着强调“供给侧”意义的学说占了上风。事实上，他们在加强“供给管理”的同时，也没有放松需求管理（包括对出口、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调控等）。应该说，2008年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的总走向，并非一味地倾向于“供给侧”，也不是单纯地倾向于“需求侧”，而是国家干预和市场自由的结合，是对供求关系的综合管理。

　　由此可见，不存在作者所谓“供给侧”学说的两轮否定之否定，也不存在所谓“‘供给侧’学派的螺旋式上升”，既然如此，所谓新供给经济学实现了新的历史性飞跃之类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依托和根据。

　　供给和需求是构成和支撑市场经济的两根支柱，犹如硬币的两面，飞鸟之两翼，不可分割。不排除作为应急之举，在短期内偏重管控市场某一方，但无论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潮还是干预主义思潮，都没有也不可能在长期内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侧”而忽视另一“侧”，更没有也不会形成独立成型的所谓供给学派或需求学派。

　　体制改革被置于何地

　　既然该书作者如此明确地立足于一般的市场供求关系分析，又如此坚定地强调急需政府加强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那么，我们向来强调的体制改革（作者称之为“转轨”或“制度供给”）被置于何地？

　　作者说“作为中国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下的转轨，首先是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前面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这似乎是对过往几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成就的肯定，然而，作者接下来的论断立即就把必须继续体制改革的任务给排除掉了：“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请注意，经过这么一个转折，所谓“转轨”或“制度供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

　　应当说，作者所用的这些“舶来之词”尽管半生不熟、含义模糊，但其弱化（如果不是取消的话）体制改革的意图还是很明确的。例如，作者所称“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包括人口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增长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在这个长长的“结构性改革”菜单中，唯独没有了继续实施“转轨”和“制度供给”这一条，这不是淡化甚至取消了深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吗？至于作者说还要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其中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等，同样也不见了体制改革的踪影。

　　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作者提出的理由是：“与需求侧指标的均质、可通约明显不同，供给侧的产出千差万别”，还有“供给侧动力机制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各具特色、必须具体设计、不宜简单照搬”等。作者的这种看法进一步证明，体制改革并不在他们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之中。因为体制改革的内涵和要求，并不具有这种“各具特色的千差万别的差异”和“结构性特征”。而根据作者的这些涉及“结构性”的理由，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大型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实施以股权多元化和经营管理现代化为中心的改革等等，不是被完全取消，至少也是被推迟了。

　　有学者以“结构性改革”一词在西方话语中就是指（或者说也包含着）体制改革为由，也将该书作者所说的结构性改革解读为体制改革。这种解释是否符合西方话语含义，这里没有必要深究；就算这种说法对西方国家是真实的，但对我们国家并不适用。在我们中国经济学和一般话语中没有这种习惯说法，不应加以混同；何况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作者的原意，如上所说，j2直播，在作者所谓“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中，并不包含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