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张维迎

　　2016年10月17日，“地方网约车发展与规制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周其仁、张维迎、薛兆丰、傅蔚冈等专家学者参会，黄益平教授主持。本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协办。人文经济学会将陆续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实录。以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张维迎的发言记录。

　　张维迎：相隔一年时间，我们两次聚在这里研讨，我记得去年第一次交通部出台征求意见稿的时候，我感到政府有点太任性了，好在交通部还是从善如流听取了各个意见，最后在今年8月27号出台了一个比较具有改革精神的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我想我们大家都以为问题已经完了，这事就这样了，没有到在国庆之后，三个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同时出台了地方法规，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些地方政府部门好大胆，他们居然敢和中央来对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刚才沈教授、朱教授大家都从法规层面讲了，尽管我也同意周其仁讲的地方的事情地方办，但这么明目张胆的以地方对抗中央，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胆子太大。不仅像你们刚才讲的新能源这些东西，我们主要是部署改革精神。

　　大家讲的非常好，我学到很多东西，我只讲一个问题，就是网约车监管不能漠视穷人的权利，不能与穷人过去不去，大家仔细看看那几条规定，限车牌、户籍等等都是跟穷人过不去。户籍的问题大家已经讲的很多了，北京人历来是搞外地人补贴和养活，而且是靠外地穷人补贴北京的富人。就说车型的限制，一个相对收入低的人，有钱花8万块钱来开网约车不行，你必须有18万以上才能买得起。这个就从提供服务的角度就把穷人给歧视了。

　　另外一方面，我们想一下坐豪华车那些人，好多人自己都有车，他对网约车没有太大的需要，就是普通老百姓大学生出去坐车，他不让你坐，他规定必须那么大车，那就只能富人有权利得到网约车的服务，穷人是没有资格获得网约车服务，所以这个事我觉得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其实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而不是说这个是不是限制太高了，一个好的循环，一个健康的循环就是应该给每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的权利，养活自己的机会。在市场经济下养活自己是什么意思，不是我在家里给自己种一块地自己打粮食吃，是我有权利给别人提供别人愿意接受的服务。

　　同时，每一个人也有权利接受别人给自己提供服务，只要双方愿意，简单说愿打愿挨的事，别人不应该过多的管理，政府也不应该过多的限制这种交易的自由，因为它是人权的一个基本表现和要求。

　　我特别想讲一点，为什么有那么多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我们自己认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就是有好多人比较穷，为什么这一些人那么穷。如果大家看一下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那本《资本的秘密》，这本书根据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说这些国家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尊重的结果，就是他们的资产不能够变为资本，就是很多穷人包括贫民窟的人是有资产的，但是这些资产没有法律上的认证，所以就没有办法拿出去交换，最后只能过一个贫困的日子。

　　其实看看中国是不是这样，现在城市打工的农村人是没有地方住的，住的非常寒酸，但是他们在老家有大院，有几亩地，开奖，地没有人种，房子没有人住。如果这些资产允许交易，他们完全可以在城市里面置换出一个比较过得去的窝，但是我们不行。我觉得这个道理非常重要，就是如果我们不能保证穷人的权利，我们就一定会使他们永远的贫困和寒酸。

　　其实保证穷人的权利不仅是一个对他本人好，对社会也好。有一些国家的犯罪集团要追杀德·索托，之所以追杀他，因为他到处在搞产权改革的事业，穷人权利界定了，穷人就可以养活自己了，穷人养活自己以后，为反追集团跑腿人大大减少了，所以当这些穷人的权利确定之后，穷人就要靠自己正当的生意来养活自己，不愿意跟犯罪集团走了，犯罪集团非常仇视他，因为种动穷人的问题解决的话，ISS也没有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