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当前我国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特大镇有238个，超过5万人的有885个。随着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一些特大镇的发展逐渐受到现有体制机制的束缚。“小马拉大车、大脚穿小鞋”，是这些特大镇负责人对工作难处的形容，而撤镇设市则成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条途径。

　　什么样的特大镇具备设市的条件？特大镇设市有没有标准路径？中小城市培育还面临哪些障碍？记者近日进行了调研。

　　钱、权、人、地都不够，特大镇发展难题不少

　　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是改革开放浪潮中先富起来的农民自费建起的一座城。从建镇之初的5个小渔村、8000多人口，发展至今已是常住人口43万、财政总收入23.2亿元的经济强镇。但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经济增长加快，龙港也不例外地陷入责任大、权利小的发展窘境。

　　限制体现在哪儿？一是财权小，财政资金大部分上缴，与事权不匹配，建设资金、城镇化成本难以负担；二是事权小，比如执法权限等管理权限不够；三是“地权”小，土地管理权限小，建设用地不足；四是“人权”小，人员编制不够，难以吸引人才。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看来，这些问题确实存在。由于中国的城市存在行政等级关系，这些人口和财政收入水平都堪比一个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的建制镇处于行政等级的最底层，没有办法履行一个城市政府的正常管理职责。“比如广东东莞的长安镇，镇区外来人口57万，本镇人口仅4万，财权上缴的话如何解决如此庞大的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呢？”

　　李铁认为，特大镇作为新生中小城市最主要的对象和来源，镇改市能补上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中的短板。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短缺的就是中小城市，原有的小城镇长大了，但是新的小城市还没有出现。“新生中小城市的培育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也正说明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撤镇设市不能走升格翻牌的老路

　　2014年底，农民造城的样本龙港镇有了一个新身份——全国最早的两个镇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之一，它要探索从镇到市的发展新模式。

　　苍南县委书记黄寿龙介绍，在成为试点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龙港镇开展了一系列扩权提效的创新改革。比如龙港在年度用地指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农转用等方面享有县级权限，还具备了一定的改革人事权。

　　像龙港一样，很多特大镇通过扩权增添了发展活力。湖南浏阳大瑶镇享受了财权下放的“双返”政策，开奖，新增收入的80%、土地出让金的80%返还给镇里，大瑶镇党委书记周森源告诉记者，税收返还后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大瑶镇基础设施投入逐年递增1.2亿至2亿元。山东青岛李哥庄镇党委书记刘瑛也表示，权限下放、政策倾斜促进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目前镇里着重打造“互联网+传统产业”的新业态，全镇从事电商人员已达3万多人。

　　今年，“扩权强镇”被写入《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意见》明确指出要给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行政管理权限，atv，允许其按照相同人口规模城市市政设施标准进行建设发展，并同步推进特大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设市模式创新改革试点。

　　试点取得不小的进展，但一些镇发现目前仍有不少难以突破的瓶颈。东莞虎门镇反映目前镇里非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仍然缺乏分担机制，虎门镇镇长曲洪淇以教育经费为例算了笔账，镇办小学中59.8%的人是非户籍人口，按照义务教育的要求人均建设面积1.5平方米、人均经费2万元左右，光算这两笔费用都要约33.4亿元，“对我们一个镇来讲负担很沉重。”

　　还有一些镇发现，推行一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后，管理水平还是难以跟上。江苏苏州吴江区盛泽镇承接了部分县级管理权限，虽然当地百姓办事方便了，但由于人员编制未增加且缺少专业型人才，部分人员不得不一岗多职，往往还得聘请编外人员。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认为，培育新生城市，不是简单的特大镇改市，更重要的是要探索城市的新型管理模式，既要探讨具体设市的路径、模式，更要探索新型城市管理的方法。“不能走升格、翻牌、大幅度增加管理人员的路，这不符合中央改革的方向，必须要创出一条新型管理模式，要走小政府、大服务的模式。一定要提高行政效率，控制行政成本。”

　　镇改市不能一哄而起，要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