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电信诈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偏僻的丰宁县西官营乡、选将营乡的5个村庄。上世纪90年代初，这些地区的不少村民来到北京，在朝阳区一带图书批发市场打工。为了推销书籍，一些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给各个单位打电话。对于不愿支付书钱的单位，开奖直播们就打电话辱骂威胁对方，如此有时竟然也能奏效，这些人干脆不再卖书，只打电话进行威胁。基本都冒充东北黑社会的身份，拨打受害人电话，以对方得罪了人为由，威胁受害人破财消灾。在高收入的驱动下，一些年轻村民仍陆续参与了进来。

　　2015年11月，丰宁县被公安部列入全国8个电信网络新型犯罪挂牌整治的重点区域。

　　电信诈骗高发谁之责

　　据公安部统计，本港台直播国共有两次电信诈骗高峰期，分别为2004年至2005年，2009年至今。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分别发案10万起、17万起、30 万起、40万起，年均增长70%以上。

　　电信诈骗案件高发的同时，诈骗金额也屡攀新高。公安部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每年因通讯信息诈骗导致的民众损失都达100余亿元，平均单笔金额超过5万元。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导致群众损失107亿元。

　　巨大的损失背后谁应该为其担责？当地政府逃不开干系。海南儋州、广东茂名、广西宾阳、湖南娄底等电信诈骗高危地区，往往是偏远闭塞、经济落后。《宾阳县志》记载，廖寨村除了种田，在1980年代还生产犁、耙、锹、锄、柴刀等铁器农具，现在的廖寨村，村里已经看不到铁具生产痕迹。

　　没有创业的资本，豪车、楼房、夜场消费却成为了这类地区的主要消费方式。这些村庄被冠以“QQ产业的领头龙”“发财致富卫星村”称号，在广西宾阳最高峰时，曾传出一周就有1亿元转到宾阳，银行取款机内的现金经常被取空。

　　资深媒体人刘雪松在《“重金求子”诈骗村何以生存多年》的文章中表示，由于诈骗的对象往往是高危地区以外的群众，“取证难”“村民不得已而为之”往往成为了农村基层组织和行政管理疏于管理的“借口”，使诈骗村存活达数年。

　　很显然，诈骗者之所以能够实施电信诈骗数年，是因为一些电信运营商在为骚扰电话提供各种支持。呼叫中心要想群呼骚扰电话，必须利用运营商的通道。

　　对于电信业务的经营，工信部有规定，电信部门应当规范语音专线出租业务，切实规范“一号通”、“400”、商务总机业务，加强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提出要严格执行有关主叫号码传输规范，正确传输各类业务的主叫号码，坚决遏制虚假主叫传输与改号软件传播。常年关注电信诈骗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曾在媒体采访时表示，而由于电信、移动、联通等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部分地区电信运营商因此将带宽流量外包、出租给非法运营商，并仍然允许“透传”，即允许骗子们随心所欲地任意显示号码。

　　如果说电信运营商对主叫号码传输的规范管理还属于自身的义务，对于相关监管部门应该是分内之事。但通信管理部门却对通信业务疏于监管，缺乏对网络局数据的管理检查，通信业务外包混乱，大量社会互联网电话与公用通信网络对接，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外，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波在《二十年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表征、影响与思考——来自全国25省（市、区）118村的调查》一文中称，中国农村居民价值观念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重大转变，也为诈骗村的形成提供了“沃土”。传统规范与制约的失效与新的制度没能同步建立，导致人们迷恋对物的占有，对金钱的崇拜，产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从诈骗村的一些案件中显示出来的是，村民在骗人的时候并不关心被骗的人到底是谁，遭遇了哪些变故，犯罪的唯一目的是钱。

　　“坚决把新型犯罪猖獗势头打下去”

　　自2009年起，公安部已经连续6年部署了全国范围的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项行动，以便各地警方跨省合作。2012年，公安部又开通“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破案协作平台”，更为各地警方并案侦查提供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