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上做的越来越多的是外部效应内在化。典型的就是像污染问题，或者再具体一下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排放问题的内在化，它的外部效应事先包含在使用能源或者制造污染排放的成分里面。因此也就是说你要排放二氧化碳，先消化二氧化碳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钱先拿出来做减排的工作。这样就是二氧化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有不少国家，对于任何产品的出厂销售，必须事先把它未来形成的垃圾处理费用打到里面，把垃圾费用打到里面去的时候，外部效应实际上也内在化了。处理垃圾的时候，就不外额外出钱了。

　　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汽车的铅蓄电池。即便市场有无效的情况，特别是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办法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说明不见得其他的结构性政策能够比价格政策更好。

　　我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内容，我也是听刘鹤主任反复讲过消化价格扭曲，我们当前存在很多价格扭曲，把这些价格扭曲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多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

　　另外一个强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两年在国际很多场合在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

　　另外可能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思考，实际上应该更加侧重于对供给侧的政策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也是相匹配的，是相互配合的。

　　最后，我想讲的是，结构性政策在当前全球化经济情况下，和对外经济关系重大。在对外经济的题目中，重要的议题就是比较优势转移。随着价格机制的变动，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变动，比较优势就会发生转移，比较优势发生转移，就会引起价格体系的变化，特别是相对的变化。有一些比较优势转移，包括某些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必然会转移出去。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究竟转移还是不转移取决于结构性政策，取决于当前的战略。

　　我感觉从古典经济学角度来讲，比较优势究竟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或者产能转移是什么关系。中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经常说我们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我生产的你没有，你生产的没有，正好是互补的，咱们正好可以加强合作。

　　但是古典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说的，即便没有资源禀赋也会通过分工，使得一个国家可能生产一个产品会有更高的产能，因此有更高的产出，那个国家生产另一种产品有更高的产能和产出，表明生产技能和生产设备各种汇聚。邻近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差不多，可能一个国家多生产帽子，一个国家多生产鞋。

　　从本国市场容量角度来讲，其实都是产能过剩，你生产的帽子，你这个国家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从供求关系来看是否产能过剩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

　　如果说，能够足够开辟国际市场，而且贸易政策不存在过度扭曲的话，产能过剩的衡量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些考虑。

　　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中间可能有外部效应的因素。如果我们把生产留给自己，污染也留给自己，可能是外部效应。我特别强调，在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环境的产能过剩。这个也导致处理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就是结构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相互连接。

　　产能转移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运输成本相当高的成本，运输成本和定价相比，相当高的这类产品不太适合通过贸易交换获得，如果有产能的话，可以把产能输送出去。但是换一种情况也不一定，比较优势转移和产能转移，更多的和就业，和创造就业以及保持就业相联系。

　　这些都是我脑子里想的比较典型的结构性问题，我也希望能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提供一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