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北京地区信托高管则表示，最坏的情况是部分机构与政府未谈妥要撤离资金，地方资金流动性紧张后，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兑付危机。因为，现在政府平台，基本是借新还旧。

　　而且，贵州情况又相对严重。

　　190%债务率的形成

　　贵州政信信托项目占比高有其原因。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报道，随着财政部数万亿置换债额度的下达，地方政府融资压力减轻，融资平台已“不缺钱”。诸多省份的融资平台已不采用信托、BT、融资租赁等高成本方式融资。

　　但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新增地方债规模低等原因，贵州融资缺口大，融资平台依然持续采用信托等高成本的融资方式。

　　贵州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8月贵州以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规模为2773.73亿，同比增长27.9%（增速高出全国8.2个百分点）。但因为债务率较高，今年贵州分配到的新增债务额度仅64亿（占全国新增债务额度的比重仅为0.54%）

　　一位曾在贵州做企业债项目的北京券商投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去年以来，财政担保函这类不合规文件，经济发达省份已经停止出了，但经济不发达而融资需求又强的地方还是在出。贵州这两年融资这么猛，担保函出得也相对多。根据贵州省披露的债务数据，早在2014年末，贵州省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8774亿，政府债务率已高达190%。

　　另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债务率的警戒线为100%，因此贵州地方政府信用风险较高。

　　谨慎的金融机构已不做贵州地方融资平台项目，而激进的信托机构仍做贵州平台项目，但需要财政予以担保。

　　华东省份一地级市财政系统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2015年后我们就不出财政担保函，以免违背《预算法》及43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