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关于白洋淀地区有新规划的消息隔一阵子就会在县里响动几声。更广为人知的版本是成立一个“白洋淀市”，但传着传着就成了饭后谈资，没人再把它当回事了。如今新规划落地，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懵的，接着才有各种复杂的情绪滋长。

32岁的陈波是铁定了心要回“新区”的那一类——他不说“老家”，也不说“县里”。

一个切实且令人烦闷的原因是，陈波工作的通州建材城正面临拆迁，他不确定未来究竟在何处。

“新区一建，跟我们这行又有关系，我又是本地人，村里好几个院儿还可能拆迁。”

陈波细数应该回乡的理由，对那些来势汹汹的外地购房者并不介怀。看起来，这件事似乎为他碰壁的事业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不容错失的新机会。

“有你有我有大伙。” 他铿锵有力地总结道。

孙缘则犹豫不决。他留恋保定便捷的交通，时不时就能搭高铁去趟北京，atv，也习惯了吃喝玩乐时掏出手机刷支付宝，相比之下县里的镇子就有点土。

雄县街头

看评论说新区发展至少需要个十年，他不敢贸然辞职：

“万一回来找不到工作呢？”

不过好在，村里和镇上的房子给了他十足的安全感。眼见抢房之势如此疯狂——安新县的房子从均价7000多涨到2万多——他感叹，“有房和没房还是挺重要的。

将雄安新区与深圳和浦东并居，无疑给了孙缘们更大的希望。事实上，即时不明确提及，这届政府的这个举动，也难免让人产生联想。

翻翻历史不难发现，1978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新上任为广东省委书记。在广东的改革以及深圳特区的发展中，习仲勋是关键人物之一，为当地争取到了政策支持。他甚至在退休后选择了住在广东。

不过，广东以及经济特区的发展，有赖于特殊环境下放开的特殊政策，这刺激了出口工业和经济。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当时邓对习仲勋说：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中央第50号文件同意给予广州和福建吸引外资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这些地区被称为“特区”，当时有4个：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

在旧城之外建新城的经验则和浦东新区更为相似。

1990年，在决定发展上海后，政府曾在开发浦东和改造浦西两者间犹豫。日本首都改造时也面临了相似的问题：东京旧城设计杂乱。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中提到，

“改造一个旧东京比建造一个新东京要多花9倍的钱。”

上海浦西旧城没有全面规划，道路设计不合理，城市布局落后，改造成本高，所以在上海市区旁建立新城区成为最优选择。

但浦东的发展，也受益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当时，上海本地官员希望把浦东建设为金融中心，邓小平对这个构想给予了支持。现在，陆家嘴上已经密布着大厦和跨国金融机构。

同样，在雄安设新区也有脉络可寻。上世纪80年代，京津冀一体化成为国家战略。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

而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则亲手把它提到重要国家战略的位置。

深圳和浦东的巨变有目共睹。雄安新区现在的GDP是200亿，如果达到深圳的体量，相当于要增长100倍。但是，雄安此地，既不是港口，也不存在什么吸引投资的特殊禀赋。雄安新区最重要的好处，可能在于虽然离北京天津不远，但“一片空白”，重建成本极低。

那么，雄安新区是否还能成为深圳、浦东那样的特区？今天中央政府还能给此地什么巨大的差异化政策？

在j2开奖直播文章所说的、建设雄安新区要的七个重点任务中，“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具体指什么？又要怎么“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现在还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