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3月阿里巴巴打假誓师大会上，马云将阿里巴巴每年投入10亿、运用最先进大数据防控模型的2000人专业打假队伍称为“打假国家队”，因为“假货最大的伤害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伤害。我们不仅仅为阿里巴巴而打，为中国而打，还在为我们的后代而打。”

　　但阿里并不是国家公权力，首先阿里只有举报违法者的义务，并没有处罚这些人的权力；其次，作为企业，主业毕竟是创造利润，倾全公司之力打假并不现实。

　　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

　　或许有人会问，社会经济发展了，监管机构跟着变化就行了。

　　但这是大大的误解。

　　行政和监管机构保持稳定性，确保在法律体系下运行对良好的市场秩序非常重要。

　　本届政府一直倡导的“简政放权”、“负面清单”的做法，就是要减少行政对经济的随便干预，政府依法行政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哪怕低效，也不能随意干预经济运行。

　　作为经济监管部门，两个总局都有执法权和罚款权。但在建立之初，收费和罚没都是“收支两条线”。

　　罚没收入直接入国库，跟两总局无关，不搞按比例返还，从机制和制度上保证公正执法、严格执法。

　　所以，即便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即便监管部门想要扩权，也有行政法阻拦；即便罚没收入可能很高，监管部门也不会去干，因为并没有经济利益。

　　这套监管体系有可能落后于社会发展，却能保证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底线。

　　这就是体制运行的动态平衡，互相制约机制。

　　电商假货泛滥，如果推给体制问题，看似耍滑头，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有没有破局的办法？

　　有。答案更烂大街：改革。

　　既然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上层建筑也要随时而化。

　　在这个意义上，马云的呼吁非常有道理。

　　从制度上立法上改变目前制假售价的问题，让造假者受到金钱和自由的切肤之痛，才能打击假货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