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摘自焦点访谈2017年2月25日《铁腕治霾 中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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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上期关于雾霾的节目，我们邀请专家和科研人员为我们揭开了雾霾形成的原因：人为排放是内因，气象条件是外因。而在人为排放中工业污染、散煤燃烧、汽车尾气等等，都是形成大气中颗粒物的主要原因。为了蓝天，中国该怎样加强对排放源的监管、加大对空气质量的监测呢？为了蓝天，我们都付出了哪些努力呢？

　　自201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出台配套政策，落实目标责任，狠抓任务措施，力度可谓空前。

　　截至2016年底，中央财政累计下达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423亿元，支持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推进大气治理工作。全国31个省（区、市）全部完成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工作，一些省份按照最低收费标准的1.3倍至10倍调整本地排污费征收标准。

　　与此同时，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评估考核体系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对各地的官员来说，防治大气污染的责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而又沉重。

　　今年1月19日，山西临汾市市长刘予强因为临汾市连续两年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恶化，被环保部约谈。

　　临汾市长刘予强是今年第一个被环保部公开约谈的城市负责人。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共有8个城市的政府负责人被环保部公开约谈。2015年，这个数字是16个，2014年是7个。被约谈的现场视频通过电视新闻向全国播放，令地方政府压力巨大。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国防治大气污染的决心坚定，不容置疑。

　　这里是环保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承担着全国重点地区大气环境督察的任务。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就可以看到全国重点企业的排放情况。

　　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我国重污染天气应急督察最为繁忙的一年。各地环保、公安开展联动执法1.7万次，联合整治突出问题6500余个，对1600余起污染大气环境类违法案件涉及的1500余人予以行政拘留。雷厉风行的监管态势对超排、偷排形成了威慑。

　　在治霾形势最为严峻的京津冀地区，过去一年中，采取了许多强而有力地治霾措施。

　　针对冬季大气污染居高不下的状况，2016年底，京津冀地区开始实行错峰生产策略。按照部署，atv，从去年11月至今年3月，20个城市的水泥企业一律不得生产；铸造企业，除设施到位、较大规模的，其它一律停产；不达标的钢铁企业也停产。

　　在北京、天津、保定、廊坊等地划立了国家“禁煤区”，计划2017年10月底之前，淘汰城镇地区10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小吨位燃煤锅炉窑炉基本“清零”。目前，北京南部及河北等地已完成了80万户散煤替代工作。

　　治理雾霾之难，还难在雾霾成因的复杂性上。即使同在京津冀地区，各个城市也有不同的治理难点。对北京来说，机动车排放是雾霾的重要成因。据测算，2016年，北京国一、国二轻型汽油车虽然只占保有量的8%,但排放的氮氧化物却占到全市轻型汽油车排放的30%，挥发性有机物约占25%。为此，北京下大力气清理国一、国二老旧车辆，配套出台了“报废老旧车政府补助方案”，宣布至2017年底，报废国一国二、小微轻型客货车的车主可享受最低三千元、最高12000元不等的经济补助。

　　车辆被报废，难免会使一些人利益受损，但整治雾霾的举措还是得到了大部分市民的支持。

　　治理大气污染，离不开能源结构的调整。2016年，我国煤炭消费量从2013年的42亿吨下降到38亿吨，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从65.9%下降到61.9%，化解钢铁过剩产能6500万吨，累计完成燃煤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4.5亿千瓦，占燃煤火电机组总装机容量的47%。

　　化解产能、减少排放，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压力其实是很大的，但随着环保意识的逐渐提高，近年来，各地及企业已逐渐统一思想，建立起共识，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包头位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外围，据北京直线距离570公里。因包钢及其它相关产业集聚于此，曾享有“草原钢城”的美誉。

　　2016年，曾经被誉为“功勋高炉”的130万吨产能的2号炉被要求拆除，因为体量巨大，这座炉整整拆了6个月。

　　明拓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因为环保要求不断提高，这家企业曾陷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