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和叔齐可能是见诸史书的最著名的中国隐士之一，他们因为自己的信念上要反抗周天子，因此决定不食周粟，在首阳山上采薇为生。有老妇人路过说，你们吃的草木不也是周朝的草木吗？他们听了之后，觉得自己遭遇了一个极大的道德困境，atv，因此绝食饿死在首阳山上。

　　在 2017 年的深圳，也出现了这么两位隐士，一对夫妻住在繁华街头的帐篷里，因为高学历又遭遇创业失败，自己信念上不肯回家见父老乡亲；同时又觉得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直播，过于低端的，似乎不太想干。有路人问话，他们说把孩子寄托在图书馆等公共资源当中，这些资源呢又是用纳税人的钱来维护的，其中也许就包含他们哪怕困窘也不愿去做的工作。不过不同于伯夷叔齐，他们并没有羞愧的绝食也没有羞愧的回老家，目前事情的后续情况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他们的父母稍微看看电视，根据现在全国媒体火爆的报道，估计已经足够辨认出自己孩子的身份信息，从而两人想要瞒过江东父老的愿望也成了泡影。

　　有一部分创业者会拥有一些比较奇特的价值观，或者由着执念，可能会做一些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事，寻求一些别人看来荒诞的精神寄托什么的。自然，他也可能是专门为了这些信念，才走上创业的道路。在各种成功励志故事当中，这种东西当然是有的。只不过既然能被写成故事，就说明这种案例不是普遍情况，本来就少之又少。创业成功的好运气反正不会降落到你的身上就是。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不想在失败时求助于父母其实并非特别奇特的价值观，如果敢作敢当，甚至还值得称赞。但都到了要进救助站的程度还不想求助，那可能说明父母是（比起爱人孩子而言）更让他们在意的那个角色，是一种羁绊或曰心结了。而想有机会东山再起，他们就不得不跨越这个心结，把自己的情况坦诚的告诉债主，亲朋和所有关系人士，大家共同以积极的态度协商解决问题。

　　也许他们自认为对创业维艰有清晰的认识，觉得从年薪多少多少到项目破产领着救济，这就已经算是对他们最大的考验了；殊不知，对于高学历的人群来说，无法在贫困的生活当中继续保持优雅的形态，甚至得放弃一向的价值取向，这才是要了亲命。

　　他们——如果跟我想象的类似的话——会把自己的路边野餐，比做“众不改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然而，天降大任除了要空乏其身，还要“行拂乱其所为”，意思就是说让你做的事情总不能顺心如意，总是看起来不像是它本应该像的样子，或者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甚至要忘掉自己的“初心”。

　　不是说每一个人要创业都必须历经如此艰难以至于变态的折磨考验，而是说这种考验的分布是随机的，随家境，个人素质和个人境遇而异。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投资自己，进入创业场的时候，都不得不做好比最坏更坏的打算，准备面对不能承受之重；唯有这样，在没有遇到那么严重的问题，只是虚惊一场之时，你才有资格感到庆幸或后怕。

　　不混出个人样来就不回去；混好了，那就该衣锦还乡了，建设家乡不说，还得每年给乡亲们包现金红包，宿迁老男孩刘强东无疑是这方面的榜样。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必须在创业过程当中瞒着自己的家长，有更多的案例是家里人直接把自己能有的资源给了孩子，从而让孩子获得了更多试错的机会；更普遍的情况是孩子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实际的得到父母的指点，或者至少收获一定的信心支持，那么也可以避开已有的教训，去尝试更多从未想过的可能性，这样也许距离成功更近一步呢。

　　对于这对夫妻来说，他们宁可选择流浪的环境，让无知的孩子跟随两人任性选择的命运路线流离失所，也不回家，似乎是隐藏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觉得创业的过程比自己上班要爽很多，是他们不愿放弃的一种乐在其中的过程，甚至自由惯了都不愿意受到哪怕是很理想的打工生活的束缚。创业者所谓“永远在路上”已经脱离了要创业成功的根本目标，而异化为一种生活态度了。

　　也许创业需要淘汰的就是这种人。这就像最开始写伯夷和叔齐故事的孔子，还说他们是求仁得仁，赞赏一番；而在鲁迅的《故事新编》里，对他们却只有满满的嘲笑加上一点点的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