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初，经过数月的纠缠与交锋，美国达拉斯法院终于就ZeniMax与Oculus VR公司的商业机密盗窃案做出了宣判。该法院判定，因版权侵犯、商标非法使用以及保密协议(NDA)违约的等数项指控，Oculus及高层将向ZeniMax公司支付约5亿美元的赔偿。

　　而就在Oculus大嚷着“不服”、“我要上诉”的时候，ZeniMax也并未就此偃旗息鼓，大有狂扁“落水狗”倾向的于近日再次向美国达拉斯联邦法院申请“禁售令”——试图从根源上限制Oculus Rift的扩张。

　　作为一家全球知名游戏发行商，无论是《上古卷轴》、《辐射》、《毁灭战士》、《雷神之锤》还是《狂怒》，ZeniMax似乎颇具旗下很多知名游戏品牌的独特气质，简而言之一句话——“不服就要干”!

　　完全不在乎Oculus与其身后的大佬Facebook的脸色，ZeniMax以实际行动展现了“疯起来，自己都怕”的强硬做派。

　　对于ZeniMax先前的胜诉以及近日的乘胜追击，全球业内人士对此看法不一，但基于对强者的忌惮与对弱者(当然，ZeniMax实际上并非弱者，只是Facebook的存在太具威慑力)的同情，绝大多数人在ZeniMax提交的证据与事实上赢得一局的现实状况面前持以或谨慎或盲目的支持态度。

　　事实上，Oculus与ZeniMax之间的矛盾可以追溯到2014年上半年，ZeniMax突然公开指控旗下id Software工作室原创始人John Carmack从公司盗取“关键技术”并将其应用于Oculus Rift的开发项目中。

　　对此，John Carmack，这位跳槽至Oculus公司担任CTO的原id Software工作室创始人迅速做出回应，除了试图在技术层面上反驳ZeniMax的“无理指控”外，也相当直截了当的指出“Zenimax之前并未对Oculus提出任何知识产权和技术方面的指控与要求，也从来没有为Oculus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做出贡献，只是在Facebook收购Oculus后不久才通过律师团突然发难。”

　　当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说，John Carmack这种自我辩护并无实质意义，但是这也从侧面表明了两家公司之间的矛盾并非只是单纯的技术版权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金钱以及直接利益上的冲突，甚至说得更加现实与世俗一点——这实质上是Zenimax看到Oculus拿着自己的技术赚钱后的“仇富”心理。

　　此外，尽管无法确认其发生的具体时间段，但当时John Carmack关于“Zenimax在Oculus公司否决了他们的非稀释股权要求后，取消了《毁灭战士3》的VR支持”这一细节的描述也表明了Zenimax与Oculus在早期曾存在过某种合作意向，只是之后谈崩了而已。

　　这一点，也可以与Zenimax在2014年长达45页的起诉书中，提到的关于“其曾要求获得大量股权，但Oculus只提供了3%的少量股权”的这一部分内容，以及在法庭上Oculus联合创始人Iribe的部分证词互相印证。

　　或许在一开始，主动挑起这场纷争的Zenimax主要看重的还是Oculus的股权，试图以此来获得眼前与未来长期的“利益分红”，但随着2016年全球VR行业格局的初步稳定与Oculus公司羽翼逐渐丰满，它意识到自己已失去达成初始目标的最佳时机。

　　这也是Zenimax“恼羞成怒”的在第一次诉讼中提出近60亿美元赔偿(20亿美元直接损失赔偿与40亿美元惩罚性损害赔偿)，从而被Oculus辩方律师称之为“不切实际”讹诈的原因。

　　然而，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看重与保护，Zenimax公司从2014到2017年间一直不屈不挠试图为自己讨回一份“公道”的行为确实情有可原值得赞赏，直播，但近日ZeniMax再次向美国达拉斯联邦法院申请“禁售令”的做法，却明显偏出了这家公司传统意义上的“利益圈”范畴。

　　我们都知道，目前全球关于虚拟现实将成为“未来新一代主流互联网平台”的共识早已达成，VR游戏更是VR领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而这也意味着除非永远不再涉足这个领域，否则当前的所有游戏开发商都必然无法离开如Oculus这般在行业中已成气候的主体平台。

　　但是，当前ZeniMax这种不顾一切把Oculus往“死路”上逼的行为，j2直播，却客观上将这场商业战争上升到不死不休的地步，一点也不符合它作为一家以游戏开发与发行为主要业务方向的游戏公司的固有身份与正常行为模式。

　　ZeniMax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除了有自身利益的诉求与企图，以及Oculus本身所显露的让人无法亲近的傲慢之外，也不得不让人怀疑在这后面所隐藏的其它外在驱动力因素。

　　考虑到一旦这一“禁令”实行之后的直接受益者，我们首先怀疑的必然是与Oculus并称，以htc vive与PS VR为核心集结在一起的既得利益团体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