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atv，玻尔在哥本哈根一场关于辐射治疗的会议上——没错，又是开会的时候——发表了一份名为「论光和生命」的演讲。这份演讲表达出他当时正在沉迷的哲思，有些艰涩难懂，然而他的学生德尔布吕克却敏锐地抓住了其中的端倪——测不准原理也许可以扩展到物理学以外的地方，例如用来将目前未解之谜最多的生物学推动到比原子层级更深远的程度去。

　　于是接下来的一年，1933年的「基础物理的未来」上，当时正在研究铀原子分裂的德尔布吕克宣布，自己将会转投生物学的怀抱。甚至于在这场物理学的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得出了三个有趣的结论：一，物理学未来一段时间不会再有新的有趣理论了；二，生物学值得解决的问题最多；三，一批物理学家都会转投生物学领域。

　　不久后，那位拥有一只猫的薛定谔甚至还写了一本书「生命是什么」来推波助澜，不仅为德尔布吕克站队，还结合他的理论提出了更多引人入胜的理论方向。于是一时之间，一大批物理学家真的先后加入了创立分子生物学的行列之中。转行后的德尔布吕克开始投身噬菌体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最终引导和推进了上世纪最著名的生物成就——DNA。而他本人也在1969年的时候和其它两位生物学家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

　　1968年软件工程大会 | 剿灭危机

　　第一台计算机的故事已经被人讲过太多次，感谢战争一次次将人类的科技水平逼到了爆发的顶点上。而实际上每一项突破性的技术出现之后，何以为继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计算机的硬件也顺利经过了快速的迭代进化，从1946年电子管时代的ENICA，到1954年晶体管时代的TRADIC，再到1964年集成电路时代的IBM 360系列。作为和硬件相伴而生的软件，自然也经过了一段飞跃发展的日子。然而，相比较于硬件毫无悬念的在1971年过渡到微处理器为基础的技术时代，软件却遭遇了一连串的危机。

　　在电脑的诞生之初，软件通常是单独为了某个特定的计算机而撰写的，例如计算弹道。而随着市场上需求的增加和计算机的普及，在6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可以反复出售的软件产品。据说第一件软件产品诞生在1964年，一家名为ADR的公司开发了一款流程图软件，随后这家公司还为IBM的电脑系统重写了程序。

　　然而正是因为软件行业的发展，危机也随之出现。当时的软件行业并没有任何通用语言和规范，所有的软件产品都是极度个人化的产物，除了充斥着个人特色的源代码之外，没有任何软件说明文档。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软件危机」的诞生——开发进度和成本失控、维护困难且成本高昂、开发人员和客户无法沟通。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可能影响整个计算机产业的危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1968年于联邦德国召集了50位计算机编程人员、科学家和工业界巨头，开了一场软件工程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他们不仅第一次确认性的提出了「软件危机」这个词，还同时提出了应对这场危机的词语——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

　　此后，软件产品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周期模型，有了专业的管理方式和规范。在第二年，UNIX和ARPA网同时诞生，IBM宣布自己的软件产品将和硬件产品分开定价。软件开始从个人化的艺术行为，变成了群体性的商业工程，它终于拥有了独立的生命系统。

　　在经历了第五次科技革命之后的世界，社会和商业都在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率和表象发展着，越来越快的节奏让人们很难停下来去思考科学本身的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遇见瓶颈？如果有，如何打破？未来科学的走向是哪里？

　　以及，我们还能不能回到曾经群星璀璨的圆桌旁？抛开已经过于熟悉的产品模式和资本运作，回归科学的本源，去讨论一些纯粹得几乎复古的科学议题。

　　商业文明的反哺和开创 | GMIC

　　也许接下来2017年4月27日-5月1日期间，在北京召开的GMIC大会能够满足这种期待。大会将会邀请来自全球的100位顶尖科学家，以「天·工·开·悟」为主题畅谈各自眼中会改变世界的研究成果和方向。往届的GMIC大会曾经汇聚过来自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东京大学以及硅谷等地的各位学术顶尖人物，行业横跨物理学、化学、建筑学、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

　　而在今年，会议期间G-Summit全球科学创新峰会专场的主题更是定位为「科学复兴」，大有以闭门峰会再现科学家们智慧碰撞时的火花的意味。所谓「科学复兴」，其主旨就是回归推动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科学中寻找人类社会发展难题的破题之道，它和文艺复兴有着相近的意义，即：对于人的解放。

　　G-Summit是一个拓宽思路、没有疆界的思想碰撞平台。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沟通彼此领域；以科学之名，追问前路，求解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