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规模化工业生产。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技术本身并非中立，其“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技术的先天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无法抗拒的。

印刷术在剥离了人的灵性之后，开启了一个技术工业化的“黄金时代”。在这段长达千年的岁月里，技术作为知识的传播介质，让知识最终像福特流水线上的T型车，得以批量生产。

彼时，知识以long form的形式出现，即深度、系统化的思考结果，其传播途径有二：

通过工业化的印刷手段集结成印刷品。也就是说，在这个传播链条中，成本最高的地方不是知识生产者的生产，而是机器的使用以及渠道的推广。

通过大学的专科化教育。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知识都被束缚在一套行外人禁止入内的象牙塔话语体系中，只有充分获得同行评议的人才可以站在讲台上。

但就像一位诗人所说，“知识终止于书”。这是因为，对知识的禁锢来源于对真理起源的占有欲。彼得斯认为，苏格拉底、耶稣和孔子三个人的共识之处在于，他们认为个人无法成为真理的来源。

我们可以粗暴地认为，散播时代的知识是免费获取的，受众在一个没有技术条件的岁月里，依靠的是稀罕的手抄本和羊皮卷。

在工业时代中，知识的传播是需要付费的。受众交付的不是版权费，而是对整个工业操作系统的使用费。就好像我们买一台手机，无论下载怎样的应用程序，都需要在一个固定的系统界面中。而知识则像应用程序一样，必须要遵循系统特有的编码方式才得以传播。

见路不走

“流”是组织数字化内容的一种方法，其本质是由无数个当下组成的未来。

如前文所述，技术的“存在”先于“本质”。机械技术本身的分割可流程化操作，既带来了工业时代黄金期，同时也阻碍了变革和创新。

在麦克卢汉眼里，所谓理性，就是“同一性、连续性和序列性”，依照媒介即讯息的理论，躲在媒介背后的知识生产者也必然要遵循理性的生产方式。比如报纸的语言、书籍的语言、广播的语言和电视的语言。在这些语言的背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用户只有选择媒介的权力，而没有选择“内容”的权力。

“内容”这个词很可能是麦克卢汉最先使用的，只是他没有对何谓“内容”做出更好的解释，atv，或者说他眼中的“内容”依然是根据媒介形态而生成的特定文本。每一个媒介只能对应一个文本形态。

但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文本可以冲破无法跨越的媒介边界，这就是“流”的意义所在。“流”是组织数字化内容的一种方法，这些内容可以是图片、文字、链接、邮件、视频、音频、网络行为，其本质是由无数个当下组成的未来。

“流”可以取代文档，可以取代浏览器，可以取代搜索引擎，它是一个可视化的个人心灵框架。从万维网时代的Facebook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微信，我们均可认为其本质是“流”媒体的自我进化。

之所以说是“自我”，是因为用户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可以选择关注与被关注，可以选择自我故事的呈现方式，甚至可以对自我的真实性进行篡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对文本的特性做出一个统一的描述，因为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流媒体中的一切均有可能成为内容。

“内容”和“知识文本”的区别在于，“内容”是无边界的，而“知识文本”是僵化的。或者说，“内容”是“知识文本”的变体，也许是局部变形，也许是形式变形，抑或是再造。

“流”具有霸权色彩，即用新的覆盖旧的。但是，这里的新旧之分并非完全依照时间的顺序，更不是某种流程似的观念。新是指全新的状态或者心思。我们在微信中，经常看到刷屏的内容往往和时间无关，但是和当下有关。“当下”是指人的即刻心理状态和外部世界的交融。

我们也许会抱怨微信朋友圈中的垃圾信息太多，和自己无关的太多，但有一点必须要承认，他们总是和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的状态有关。

这种状态就像早已消逝的灵性，它借助着时下最可靠的社交工具实现了回归。灵性是转瞬即逝的，是在被高度流程化的工业世界中完全格式化的，因为从它在人类头脑出现的那一刻到成为主张，要经历漫长的审查和出版。更可悲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将自己的灵性变成主张，媒介技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